清王朝延亙到道、鹹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則有列強之窺伺，內則有朋黨之疊起”，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晚清士人“本其所學，一發於詩，而詩之內質外形，皆隨時代心境而生變化”，“這種新變可分為流向不同而影響於近代詩史的兩股詩潮。大致而言，一則為取徑於宋人的‘學人之詩’，一則為倡導‘誌士之詩’的愛國詩潮”。就總體情況來看，學人之詩更能代表晚清詩壇的主流。
筆者將徐世昌《清儒學案》等所載錄的晚清學人，徐世昌《清詩彙》和錢仲聯《清詩紀事》中所載錄的晚清詩人輸入電腦中，檢索結果發現既是學者又是詩人的共有116位，也就是說晚清典型的學者型詩人至少有如下116人：
梅曾亮、朱琦、馮誌沂、劉寶楠、汪士鐸、龍啟瑞、王拯、戴鈞衡、馬壽齡、陸耀遹、端木國瑚、林昌彝、譚瑩、沈濂、潘德輿、陳慶鏞、吳昆田、魯一同、孔繼鎔、葉名澧、程鴻詔、梅植之、錢泰吉、蔣光煦、龔自珍、蔣湘南、丁晏、魏源、湯鵬、張穆、鄭珍、莫友芝、朱次琦、張文虎、陳澧、鄭獻甫、曾國藩、何紹基、吳嘉賓、吳敏樹、左宗棠、劉蓉、周壽昌、孫鼎臣、郭柏蔭、趙紹祖、朱緒曾、邵懿辰、洪仁玕、王柏心、徐鼒、郭嵩燾、黃彭年、俞樾、張鳴珂、戴望、唐仁壽、李善蘭、張裕釗、李鴻裔、李榕、李文田、王韜、吳大澂、曾紀澤、張佩綸、孫詒讓、陶浚宣、吳汝綸、張之洞、王先謙、黃嗣東、簡朝亮、葉昌熾、朱一新、李慈銘、董沛、黃國瑾、皮錫瑞、林紓、黃遵憲、繆荃孫、柯劭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馮煦、吳慶坻、蒯光典、陳毅、嚴複、範當世、鄭觀應、王國維、章炳麟、沈曾植、文廷式、王闓運、王樹枬、丘逢甲、朱祖謀、呂碧城、汪兆鏞、吳梅、容閎、唐文治、翁同龢、夏敬觀、陳三立、梁鼎芬、許景澄、盛昱、葉德輝、蔡元培、劉師培、羅惇曧這些人具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和良好的詩人稟賦，將學人的學識和詩人氣質合而為一，所創作的詩歌獨具一格，具有濃鬱的“書卷氣息”和“學術色彩”。從他們“詩”、“學”的影響力來看，晚清學人之詩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詩”、“學”兼擅的學人之詩，他們學有餘力，旁通多門，詩學固然在他們的學術視野之內；他們有大部的學術著作，也有專門的詩集，在晚清學壇和詩壇都是有影響的人物，詩歌對他們來說不全是“餘事”，如程恩澤、祁雋藻、鄭珍、何紹基、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詩歌。二是不以“詩”名的學人之詩，他們大都沉浸於“為學術而學術”的生活方式中，肆力專精於學術，對詩歌創作不太用心，學名大於詩名，詩名往往為學名所掩，他們在學術上的地位讓人敬仰，但詩歌卻少，且不甚佳。他們的詩集比起他們的學術著作，明顯更蒼白單薄，有的甚至沒有詩集，隻有偶爾的吟誦之篇保存下來。他們詩學深，詩功淺，如朱次琦、張穆、郭嵩燾、陳澧等人的詩歌。三是以“詩”而名的學人之詩，他們並非專習學術、精研典籍的學問家，他們愛好廣泛，對詩、書、畫等藝術也有深厚的興趣，因而能把較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詩歌創作和詩學研究上，“以學人而入詩派”，他們在學苑的影響相對較小，不以學而顯，其詩集比起學術著作，在世間流傳更廣，如龔自珍、黃遵憲等人的詩歌。
在清代繁盛學術文化背景的帶動下，晚清學者型詩人的詩歌創作仍舊處於以學問為詩的慣性狀態，身兼詩人和學者雙重身份的士人大量湧現，構成了晚清詩壇一道最為亮麗的風景線。晚清學者詩人的創作，作為他們學術生命整體的有機部分，不獨是晚清學人在學術研究和社會生活中個體情感心靈的藝術表現，具有審美的和文學史的重大意義，也是晚清學術發生發展的生動反映，具有學術史的重大意義。
關於晚清學術的衍變，有關研究者作了總體的概括：
許鄭遺書翼《六經》，貫穿群言如術蚔。絕學沈霾二千年，閻（太原）惠（元和）段（金壇）王（高郵）延其祀。就中精博推二竹（朱、錢），宛溪方輿金匱禮。天台獨紹酈亭業，梅江算術尤亶亶。大宗應數顧黃王，並時鼎立時角犄。直將漢宋冶一爐，餘子鹿鹿諾與唯。嘉道學風稍變更，偉思奇論驚神鬼。仁和邵陽真天才，獨為俗學掃糠秕。目光炯炯言炎炎，陋儒咋舌嚇欲死。……於是歐學正東漸，新書洋洋誇瑰瑋。聞所未聞見未見，舊學當之則披靡。電絲蛛牽密回環，汽車蛇行走邐迤。呼吸息息通環球，東西萬裏猶咫尺。輸攻墨守奚足雲，鄒衍談天言非侈。聲光電化妙入神，餘藝刻畫及輪梓。生物二理剖尤精，千狀百態數可紀。小之目力詧微塵，大之思想窮無始。即論哲學亦卓絕，遠源別派互嬗遞。梭（梭格拉底）孔亞（亞裏士多德）孟輝後先，詭辯懷疑更排抵。歸納演繹標二宗，笛倍論理有變體。康（康德）邊（邊沁）諸子稍後出，精理名言味如醴。物心同異分多元，主義各各新壁壘。孟鳩盧騷實先覺，為民請命天所啟。《民約》狂論破天荒，精義遠出子輿氏。漆室一燈光熒然，清議奈何蒙不韙。英倫二傑（達爾文、斯賓塞）人中龍，噓喝雲電露爪尾。昌明公理了聵聾，人群進化固應爾。
這段話分析了晚清學術在此前的經史實學中萌生出今文經世之學，再由中國傳統之學轉而浸染西學。
梁啟超將清代學術分為四個時期：順、康間為第一期，雍、乾、嘉間為第二期，道、鹹、同間為第三期，光緒間為第四期。“其在前兩期，則霸者之所以監民也至嚴，學者用其聰明才力於他途，或將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錮於無用之用……其在第三期，天下漸多事，監者稍稍弛，而國中方以治經為最高之名譽，學者猶以不附名經師為恥，故別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為純正經學，名龔、魏一派為應用經學，雖似戲言，實確論也。其在第四期，則世變日亟，而與域外之交通大開。世變亟，則將窮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對於現今社會根本的組織，起懷疑焉；交通開，則有他社會之思想輸入以為比較，而激刺之、淬厲之。康、譚一派，所由起也。”梁氏認為從順、康到乾、嘉時期的學術受專製統治的壓抑，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埋頭於考據校勘之學。道、鹹、同時期由於處於多事之秋，專製統治有所鬆弛，出現了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依托今文經學的經世思潮。光緒時期，由於時局多變、外患急增及與西方交往，於是憂時之彥，欲變革圖強，主張學習西方思想文化，出現了康有為、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