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學人和文人之別有了初步的認識。北朝顏之推指出：“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他認為學問和文學是不一樣的，學問靠功夫，文章靠才思；一個人通過長年累月用功苦學，終有所成，可成學人；作文章如果缺乏才思靈氣，雖發奮用功，卻難成文士。南朝範曄《後漢書》首立《文苑傳》，標誌著中國士人階層文苑傳統與儒林傳統之分立，為後來史書給士人立傳創立了一個基本的模式。長於學問者是學人，入儒林；長於辭章者是文人，入文苑；才學兼擅者，則既入儒林又入文苑。
進一步細分，活躍於儒林或文苑的清代士人大致可分為三類情況：第一類精於學術，不長於詩文，是學人；第二類長於詩文，學非所長，他們是文（詩）人；第三類學術、吟詠兼擅，他們是學者型文（詩）人。第三類士人正是我們要關注的對象。
清代兼有文人和學者身份的士人已非常普遍，換句話說，文人與學者身份的一體化是在清代完成的，清人實際上是“儒林文苑多能兼”，學者即是文（詩）人，文（詩）人也是學者。許多士人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兩方麵都取得顯著成就。尤其要指出的是清代許多文人非常博學，如果放在先前朝代，他們完全有資格被稱為學者甚至是大學者，如錢謙益、吳梅村、袁枚等人，由於是在清代，學人之學除要求廣博外，還要求專精，他們遂被“降”為文人之列。
就學術和詩歌來說，清代在詩歌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麵都成就斐然的人比比皆是。清代學者不同於前代的一個特點是：隻有少數理學家如湯斌、陸隴其等不喜言詩，其他學者無不留意詩學，甚至成為當世名家。他們性喜吟詠，又窮究經史。他們也許沒有刻意用心於詩，但絕對不是“不為”，而是在學問經術之餘也想“有為”。
林昌彝說：“世謂說經之士多不能詩，以考據之學與詞章相妨，餘謂不然。近代經學極盛，而奄有經學詞章之長者，國初則顧亭林（炎武）也，朱竹垞（彝尊）也，毛西河（大可）也；繼之者朱竹君（筠）也，邵二雲（晉涵）也，孫淵（星衍）也，洪稚存（亮吉）也，阮芸台（元）也，羅台山（有高）也，王白田（懋竑）也，桂未穀（馥）也，焦裏堂（循）也，葉潤臣（名澧）也，魏默深（源）也，何子貞師（紹基）也，吾鄉則有龔海峰（景瀚）也，林暢園（茂春）也，謝甸男（震）也，陳慕甫（壽祺）先生也。諸君經術湛深，其於詩，或追蹤漢魏，或抗衡唐宋，誰謂說經之士必不以詩見乎？”上述諸人“都是開創一代學風的學人，又是影響當時詩風的詩人”。而乾、嘉兩朝又是清代樸學昌盛的時代，詩壇許多成員同時是乾嘉學派的著名學者，有論詞例者、考典製名物者、考釋金石者、考地理者、考論諸子學術者，所以在清代的學人之詩中以樸學入詩的情況最為常見。詩中之學偏向於經史考據、文字訓詁、金石名物之學，同時還把樸學的方法應用於詩歌寫作過程中。如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其辨析哲理，則‘天理’、‘人’之說也。自宋儒講學，以為天理與人欲不兩立，惟人欲淨盡，斯天理流行。先生（指戴震）力斥其非，謂古人所謂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求之人情，而無憾，然後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於欲中。蓋一人之欲即千萬人所同欲也”。戴震的學術思想在詩歌中都有所反映，如洪亮吉說“物性饑渴同”（《飲酒十首》），“飲食與衣服，詎出皆細故”（《偶成二十韻》），孫星衍說“神仙未必都寒儉”（《題羅小峰梅花冊二首》），皆與戴震“理寓於欲”說十分相似。因而清詩與先前朝代詩歌的重大區別在於“詩固未嚐與學術相離也”。
他們運用乾嘉學派治學的考證學方法進行詩（詞）學研究，討論詩學的複雅、重情、協律問題。乾嘉學派為清代詩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人力、方法和思想“資源”。乾隆中後期的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既是惠棟吳派的重要傳人，又是沈德潛所褒揚的“前吳中七子”中的重要成員。王鳴盛有《耕養齋詩文集》、《西沚居士集》，王昶有《湖海詩傳》、《青浦詩傳》，錢大昕有《潛研堂詩集》、《潛研堂詩續集》。翁方綱、趙翼等既是著名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金石學家、史學家。到嘉慶時期，主盟揚州學林的淩廷堪、江藩、焦循等，既以學者的身份影響當時的學界，又以詩人的身份影響當時的詩壇。淩廷堪入兩淮鹽運司詞曲館，任編校，期間遍覽群書，學識大進，雖沒有詩歌專集，但留下了許多詩作。江藩少居吳門，受業於惠棟、餘蕭客、江聲，博綜群經，尤長於史學，其著述主要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等。他亦善詩詞，有《伴月樓詩集》。焦循與江藩齊名，世稱“揚州二堂”，於經無所不治。焦循於治經之外，詩、詞、醫學、三教九流之書，無不通貫，有《雕菰集》。他們基本上反對長期流行在詩界的“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的觀點，倡導學人之詩，強調學問與詩要緊密聯係。
為了比較全麵地了解清代學人兼詩人的情況，筆者將徐世昌《清儒學案》中所有學人、《清詩彙》中所有詩人輸入電腦，檢索結果發現既在《清儒學案》又在《清詩彙》中出現的學人共有367人，也就是說有清一代稱得上既是學人又是詩人的至少有367人。當然這個數目隻能大體上反映這一情況，一是徐世昌所編輯的這兩本文獻沒能收入清代全部的學人、詩人；二是兩書成於眾手，選擇標準不一，用心不足，導致錄入的有些士人代表性不強，甚至可能出現“名不副實”的情況；三是筆者對這兩個文獻進行對照檢索時，可能會出現某些闕略。
如果進一步量化，《清詩彙》記錄的詩人共6 100餘家，《清儒學案》記錄的學人共1 169人。兩書統計出的詩人兼學人有367人，占《清儒學案》所記錄學人的31.4%；占《清詩彙》所記錄詩人的6%。前一個數字說明清代學人多能詩，後一個數字說明清代詩人是一個龐大的隊伍，這個隊伍中絕大部分人的學問還是詩人之學，稱得上學人之學的還是少數；大部分人是學問廣博的詩人，小部分人才是學問精深的詩人。
從清代學者型詩人的學術著作和詩集來看，還可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清代學者型詩人從他們的“詩”、“學”影響來看，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詩”、“學”兼擅的學人，如顧亭林、朱竹垞等“考據淹博”、“兼能詩者”；二是不以詩而名的學人，如錢大昕、王鳴盛、王昶等“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均不工矣”；三是以詩而名的學人，如查慎行、王士禎等“工為詩，又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一生“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
（2）清代學者型詩人學術範圍非常廣泛，以經學、史學、樸學、哲學（主要包括諸子學、理學、心學）為主，擴展到天文、曆法、算學、農學、兵學、醫學等實學。清代的詩歌受學術的影響，詩學的視野是開闊的，詩學的根柢是堅實的。
（3）清代學術大師要麼不治詩，一旦治詩就很有成就，他們學問淵博，以“餘事”治詩，頗有建樹。如顧炎武被稱作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學問貫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同時也是清初詩壇上赫赫有名的詩人，有《亭林詩集》6卷。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他的詩歌創作十分豐厚，存詩達10卷之多（據鄧顯鶴《船山著述》）；詩學批評很有見地，影響很大，有《薑齋文集》、《夕堂永日緒論》、《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等詩學著作。
（4）“詩人之詩”和“學人之詩”在題材內容、風格特征、美學追求和詩法技巧上存在差異，但清代學者型詩人所創作的詩歌，往往能兼擅二者之長，出入裕如，既學有根柢，又詩心完滿。他們的詩歌總體上並不呈現出板滯晦澀的特征，有些詩歌甚至顯得靈巧而有新意。如洪亮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學人，對經學、史學、經濟學、地理學乃至人口學都有深入的研究，寫下了《春秋左傳詁》、《公羊穀梁古義》、《六書轉注錄》、《三國疆域誌》等大量學術著作。他的詩也是靈氣飛動、率意真實，讀者無不被他機警的比喻、獨特的想象所折服。程晉芳“平生絕學都探遍”（袁枚《仿元遺山論詩》），而“詩格與袁枚相近”（《清史列傳》卷72）。孫星衍“沈潛經術，博極群書，勤於著述”（阮元《孫星衍傳》），其“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洪亮吉《北江詩話》卷1），袁枚曾以“奇才”許之。身兼兩重身份的士人說明了，嚴謹細勘的學問與風神情韻的詩作並不衝突，兩者可以兼作，甚至可以相互借鑒滲透而融合在一起。但也有一部分學人如陸奎勳、諸錦、汪師韓、錢載、翁方綱等人，學問淵深，而詩多澀悶，以填實為詩，專門之學充溢於詩歌之中，以詩說學，詩歌中少有意境，缺乏“詩心”、“詩性”，他們的詩歌幾乎成了述學、論學的韻文體。詩集中有太多的“學術詩”。
第二節 肇啟清代學人詩風的清初三大儒
一、從經史典籍中引經世之學入詩的顧炎武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江蘇昆山人，學界稱之為亭林先生。落落負大誌，耿介絕俗。終其一生為匡複明室而奔波勞碌，可謂節高誌誠之誌士。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凡國家製度、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窮委，考證得失考”。他倡導經世，重視實證，治學一以“六經之指、當世之務”為鵠的，意在“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他評價自己治學和著作時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誌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於學術之中，寓經世之意。
顧炎武畢生的精力用於學術，作詩僅是餘事；其詩寓其經世之誌，以質實深厚為特征，體現出學人治學嚴謹的特征。卓爾堪說：“（炎武）昆山名儒，識高學博，有不屑屑章句之誌。”（《遺民詩》卷5）沈德潛說：“寧人肆其餘力於學，自天文地理，古今治亂之跡，以及金石銘碣，音韻字畫，無不窮極根柢。韻語其餘事也。”顧炎武的詩歌是他經世之學的自然流露，楊鍾羲說：“亭林身負沈痛，不忘恢複，知時不可為，負經世之略，不得一遂。其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即先生言誌之作。”他的詩歌具有學人之詩的風貌，潘德輿說：“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朱庭珍稱讚他用事用典，斟酌分寸，“用典征書，悉具天工，有神無跡，如鏡花水月矣，……非好學深思之士，心細如發者，斷不能樹極清之詩骨，提極靈之詩筆，驅役典籍，從心所欲，無不入妙也”。
（一）以學術入詩
顧炎武平生致力於經史之學，故擅長以經史之學入詩。吳宓說他“經史之學，要就平日養成，積之既多，到時自然奔赴。於是經義史事，遂與我今時今地之事實感情融合為一，然後入之辭藻，見於詩章”。
在經學中，顧炎武之以“易”理入詩為最多，蓋借“易”理最便於闡發反清複明之思想。如《書女媧廟》：“如冬複如春，日月如更旦。剝複相乘除，包犧肇爻彖。不見風陵之堆高突兀，沒入河中尋複出，天回地轉無多日。”（《亭林詩集》卷4）這裏用了“複”卦喻明重興，“剝”卦喻清衰亡，“剝複相乘除”之理充分表達了全詩之主旨。《贈路舍人澤溥》用了“明夷”卦，“明夷猶未融，善保艱貞利”（《亭林詩集》卷2）。明夷，離下坤上，離為日，代表明；坤為地，代表暗。“明入地中”，即時處暫時的黑暗。《永夜》道：“當時多少金蘭友，此際心期未許同”（《亭林詩集》卷2），則用了孔子在《係辭傳》中對“同人”卦的解說，“同人”，離下乾上，內卦由同而異，外卦由異而同，詩意謂在一定條件下，同可變為異，在清王朝文字獄的高壓和博學鴻詞科的招撫下，一些當時的“金蘭友”，此際卻“心期未許同”了。
他的詩歌寓今事於史事，多方麵反映了朱明王朝敗亡和清兵入關的這場戰爭，“既光國詩，尤裨史乘”。著名的《感事》之六就寫出了當時的戰鬥形勢：“傳聞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諸陵下，狼煙六郡間。邊軍嚴不發，驛使去空還。一上江樓望，黃河是玉關。”（《亭林詩集》卷1）借曆史上的人物讚揚了明代遺民誌節耿介之士，如《又酬傅處士次韻》：“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讎舊相家。”（《亭林詩集》卷4）以劉琨、阮籍讚揚了傅山高尚的氣節，以陳鹹的不忘漢臘和張良的義報韓仇，比傅山的不忘明室。
顧炎武的詩歌顯示了他的地輿學的造詣，也顯示出他追念前朝、規複大計之旨。如《孝陵圖》（《亭林詩集》卷2），“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實錄》、《會典》並無紀述”，實為補《實錄》等書之缺。詩歌詳述了明孝陵的地理方位、結構布局、陵宇名物。再如《勞山歌》（《亭林詩集》卷3）敘述了勞山的地理方位、地貌景觀、傳聞軼事、獨特的地域價值。其他如《潼關》（《亭林詩集》卷4）、《華山》（《亭林詩集》卷4）、《驪山行》（《亭林詩集》卷4）等詩把地輿、曆史、景觀有機地融合起來。他的這類詩歌既表明了他對“漢家”山河的鍾愛，也寄寓著對舊主的眷戀。
顧炎武學通多門，他的詩集中還有許多詩篇顯示了他其他方麵的學術思想。因篇幅所限，不再展開討論。
（二）詩歌中體現出學人嚴謹的學術精神
顧炎武詩歌中的用典用事可以“精切謹嚴”論之，這是他嚴謹的治學精神在詩歌創作中的體現，這也是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的地方，如後七子中的李攀龍“經義寡稽”，因而其詩往往“援據失當”，而顧炎武是經學家，“讀書多而心思細”，尤熟於史，因而“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朱彝尊《靜誌居詩話》卷22說顧詩“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詩無長語”就是沒有廢話，不辭浮於意。因為其詩中的故實、用典及用語多出自正史，所以能“事必精當，詞必古雅”。他用典彈無虛發、字字落實，朱庭珍說他“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顧寧人……讀書多而心細，（用典）則斟酌分寸”。
如《延平使至》：“萬裏幹戈傳禦劄，十行書字識天顏”（《亭林詩集》卷1），“十行書字識天顏”用《後漢書·循吏傳》“（光武）一劄十行，細書成文”，不但因光武和唐王朱聿鍵（立於福州，年號隆武）都是皇帝，可以相比，而且光武是漢代中興令主，以之比唐王，更寓複興之意。又如《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中的“祭禰不從王氏臘”（《亭林詩集》卷2），用典於《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鹹，成（帝）哀（帝）間以律令為尚書。及（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裏，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鹹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芳績和陳寵都姓陳，此其一；氣節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餘分閏位，不承認其為正統，此其三；希望朱明後裔有如光武中興者，此其四。再如《汾州祭吳潘二節士》中的“千秋仁義在吳潘”（《亭林詩集》卷4），用《宋書·孝義傳》王韶之贈潘綜、吳逵詩：“仁義伊在？惟吳惟潘。……投死如歸，淑問若蘭！”潘綜、吳逵皆吳興烏程人，吳炎、潘檉章皆吳江人，此其一；潘綜、吳逵以孝義著，吳炎、潘檉章以節義（民族氣節）著，事雖不同，仁義則一，此其二；恰巧都是吳、潘同姓，此其三。
顧炎武不僅學問可當清學之祖，詩歌也開清代學人之詩的先河。學人之詩首先必須是“詩”，然“詩”中又有“學”。這就要求學人之詩的創作主體必須“詩”、“學”兼顧，對學術和藝術有較強的協調融合能力。如果要在清初詩壇找出這樣的“特殊個體”，首選人物便是學者型詩人顧炎武。有論者把顧炎武與同時代的遺民詩人作過比較後說：“惟顧炎武學餘於詩，稱心而言……在此數人中，當別有位置也。”“清詩的一大特色，是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的統一。這首先由顧炎武開其端。”吳孟複先生認為在繁盛的學術影響下，有清一代詩歌的正宗應當是顧炎武。清詩壇坫總體上是由學人來把持的，顧炎武無疑是壇坫的最早的盟主。
顧炎武慷慨磊落的民族氣節、不肯以文人自許的學行、經世致用的詩學觀，對適逢世積亂離的晚清學人尤其是經世派學人之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林昌彝將他推為清代詩人之首，讚之曰：“胸羅列宿貫三壬，一首詩歌一字金。當代風騷誰領袖？開山獨讓顧亭林。”
二、根柢於經史卻不直接以學問入詩的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衝，浙江餘姚人。“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獨慎之說，縝密平實。嚐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問學者必先從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誌、九流之教，無不精研。”（《清史稿》卷480）其學識之博，筆耕之勤，著述之繁富，不僅在有清一代，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是屈指可數的。李鄴嗣說他“更以一身，上窮六經之源，下泛百氏之海，采二十一史之林，旁獵方技諸家之圃”。
黃宗羲學識廣博，而尤以史學為著，其父生前曾告誡他“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於是他“自明朝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不愧是清代史學上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