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力批晚明詩壇空疏不學的學風，“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誌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疏淺薄詭譎是尚，便於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矣”（《胡永叔詩序》）。強調詩歌須本於經史學問，“六經者，文之源也”（《答胡司臬書》），“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鵲華山人詩集序》），“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別材非關學，嚴叟不曉事。顧令空疏人，著錄多弟子”（《齋中讀書十二首》，《曝書亭集》卷21）。朱彝尊詩歌創作的風格與黃宗羲截然不同；與顧炎武的詩歌相比，顧詩有學人之詩之大氣，朱詩有學人之詩之玄博；與詩歌相比，王詩以才勝，朱詩以學勝。王士禎認為詩歌中學問與性情並重，朱彝尊卻把學問置於興會之上，學問成為其詩歌主要的價值取向。劉世南說：“以學問為詩，朱氏自然不是始作俑者，但他援宋人之說而變本加厲，貽誤後人，卻是不得辭其責的。”又說：“回溯一下，資書以為詩，在中國古代詩壇上，真是源遠流長。從六朝的‘文章殆同書鈔’，到唐代劉禹錫的不敢題榚、李商隱的獺祭，到宋人的‘杜詩韓文無一字無出處’，到朱彝尊的‘根柢考據’，影響到後代人以數典（尤其是僻典）為能事，愈演愈烈。”朱彝尊開啟了清代學人資書為詩的風氣。近代龔自珍、李慈銘，到清末民初的沈曾植及其弟子金蓉鏡等學人都受其影響，如金蓉鏡《論詩絕句寄李審言》（之九）即雲：“乙翁（沈曾植）硬句接朱翁（竹垞）。”其自注說：“乙庵師論詩‘不取一法，不壞一法，此為得髓’，即竹垞詩不入名家意同一關捩。”誠所謂“竹垞一燈，流衍之遠，持擇之精，幾如唐之韓門，非他人所能比並”。林昌彝讚之曰：“大海四流入筆端，長蘆媕雅冠詞壇。羅胸十萬緗囊記，落落歸田七品官。”
二、“學人之詩”的倡導者杭世駿
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學術上，淹貫眾流，以博洽著稱，“所藏書擁榻積幾，不下數萬卷，枕藉其中，目觀手纂，幾忘朝夕”。畢沅曾在《道古堂文集》序中說：“梨洲、寧人振實學於前，而竹垞、西河繼之，堇浦先生（指杭世駿）其學之博而精，實足以繼朱、毛而追黃、顧。”近人張舜徽也認為：“浙學自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全祖望外，以言規模之大，吾必推世駿為巨擘焉。”
杭世駿以主要精力從事著述，暇則與裏中詩友往來唱酬。自少至老，詩筆始終不懈。他的詩歌就書卷學問情況而言，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不用典、幾乎沒有書卷味的詩，其中以寫自然田園風光的詩為多；二類是用典用事比較多的詩；三類是極富書卷氣、大量鋪敘學問的詩。第二類和第三類詩最能體現他“學人之詩”的特征。這兩類詩多為古體，古體詩容量大，宜於鋪排，“詩之眾體，惟大篇為難，非積學不可為，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為不可及”（樓鑰《攻媿集》卷52，《雪巢詩集序》）。
杭世駿以學入詩不同於一般隻以典故入詩的餖飣之類，有以詩述學之味。如《厭勝錢歌為厲鶚作》（《道古堂詩集》卷1），這首詩對厭勝錢的曆史作了個濃縮性的概括，反映出杭世駿對中國古代錢幣史了如指掌，故驅學入詩，略無窘意。再如《萬編修經將往明州修誌，過予追訪舊事，述長句答之，兼以送行》（《道古堂詩集》卷4），他的這首詩對四明地區從宋到清初的方誌和文獻進行了一次細細的梳理，如數家珍，充分顯示了作者對文獻方誌的熟悉和精熟，追根溯源、指瑕點瑜，非學者無以成此詩，充分顯示了作者在地誌學方麵的造詣。再如《送五舍弟世瑞就昏黔陽》（《道古堂詩集》卷2），融湖湘一帶的山川地貌、風景名勝、名人傑士、神話傳說、禆史傳聞、風俗習慣、忌詞諱語於一詩，充分顯示了詩人的博學多聞。
杭世駿的“學人之詩”有兩個特點：一是注重詩歌中學問的現實價值和意義，他不作純學問化的詩歌，如《厭勝錢歌為厲鶚作》是為了幫助厲鶚辨析他得到的厭勝錢的收藏價值；《萬編修經將往明州修誌，過予追訪舊事，述長句答之，兼以送行》是為萬編修指點纂修明州誌主要的參考文獻；《送五舍弟世瑞就昏黔陽》是叮囑他五弟黔陽之行一路上如何驅遣寂寞，避免“偶觸生危機”。二是由於他學識淵博，有些學問在他看來是通識（因此在詩中不注），但相對一般的讀者而言卻是深奧難明的東西。所以他的學問詩往往不太好讀，甚至不堪讀。體現出他“學人之詩”的詩學觀。
杭世駿應當是第一個提出“學人之詩”，且從理論上加以闡釋的詩論家。從中國詩學史來看，這應該說是一個富有清代特色的詩學命題。他在《沈沃田詩序》中雲：“三百篇之中，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何謂學人？其在於商則正考父，其在於周則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於魯則史克、公子奚斯。之二聖四賢者，豈嚐以詩自見哉？學裕於己，運逢其會，雍容揄揚，而雅、頌以作，經緯萬端，和會邦國，如此其嚴且重也。”指出自三百篇開始，既有詩人之詩，又有學人之詩。學人之詩重道義學問，而不重藝術娛情，他們的詩歌主要用來宣揚政治倫理教化，或是籌劃應對的工具。
他在《鄭荔鄉蔗尾集序》中雲：“古之為詩者，由本以及末；今之為詩者，騖末而遺本。由本以及末，故朝經夕史，晝子夜集，優柔厭飫，無意於求工而詩益工。騖末以遺本，傭僦耳目，雕琢曼辭，實而按之，仍枵然而無所有。”他認為詩歌當以經史子集為根本，徒事辭章之學及舍本逐末的做法。
杭世駿的“學人之詩”論主要針砭的是清代學者詩歌所表現出來的弊端：一是作純學問詩，忘記了詩歌“經緯萬端，和會邦國”的政教經世功能；二是經學功夫不深，不能得經學精髓，“於經籍中輒欲染指，是詩人之說經”；三是學問功底深厚，卻輕視詩藝，以“佻小纖薄之技”視之，所作詩“不免傖楚”。他認為“學人之詩”的主體是學問精深的學人，也是有才有藝的詩人，學問與詩藝能兼而顧之，“沈酣於卷軸而浚發於靈台，能役書而不為書役”（龔鑒《橙花館集序》，《道古堂詩集》）。晚清經學大師多服膺杭氏，鄭珍在詩中曾感慨自己晚生，不能麵聆杭氏講述經學。林昌彝讚杭氏曰：“嶺南一集久推袁，上接黃全鼎足尊。詞律更增深厚力，居然文采照中原。”
三、詩風冷僻瑣碎的厲鶚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塘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厲鶚精熟遼、宋史實，《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說厲鄂生平博覽群書，“於宋事最為博洽”，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中說他“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說他“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
厲鶚與其他學人不同的是他用力於詩，做學問也仍著眼於詩，“（厲鶚）始學為詩，即有佳句。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於詩，故時多異聞軼事”（《清史列傳》卷71）。他的詩歌多用典用事，大半為前人未用之僻事僻典。他力求“辭必未經人道”，刻意避免“大路貨”而偏取一些世所稀見的冷僻典故。這大概同他性格孤僻和讀書廣博有很大的關係。其資取淵藪，不在《六經》、《四史》，而在野史筆記、山經海誌。此外，他還喜用佛道典籍。陳衍曾就王士禎和厲鶚的用典作了比較，“漁洋、樊榭兩家，均好用典，惟王則運用無痕，厲尚未免斧鑿之跡。王用鮮新典，厲用冷僻典”。厲鶚以“清疏窈眇之思，其博奧足以副之，自諸子百家雜出於神林鬼塚金石可喜可異之事，能令讀才蕩心震目”。林昌彝讚之曰：“氣骨才華兩擅長，秦淮懷古最蒼涼。群書淹洽三江冠，更有詩篇接宋唐。”
厲鶚所使用的僻典偏事多從宋人筆記中采入，在其詩集中可謂蔚然大觀。如《九裏鬆至西山道中同金壽門、周少穆、王雪子作》：“高塚多風鬆落子，空田無雪稻生孫。”（《樊榭山房集》卷1）“稻生孫”出自宋人葉寘《坦齋筆衡》，謂米芾秋日登樓宴集，見已刈之稻田有禾，青青可愛，亟呼老農問之，農曰：“稻孫也。稻已刈，得雨複抽餘穗，故稚色如此。”米芾喜，因以“稻孫”名其樓。《吳長公自梁溪移家來杭，用沈陶庵題石田有竹莊韻奉簡》：“裁花更辟三三徑，煮茗休尋二二泉。”（《樊榭山房集》續集卷8）自注：“《鶴林玉露》：周益公訪楊誠齋於南溪，詩雲：‘回環自辟三三徑。’尤玘《萬柳溪邊舊話》：兵侍公棐，於許舍山中鑿地得泉，不異二泉，名之曰二二泉。泉蓋在梁溪也。”
上引的“稻孫”、“二二泉”之類，出處尚不甚僻，字麵亦不甚怪，即使不明出處，亦大致可解，在厲鶚詩中屬於生新而不傷於僻澀之例。至下述典故，可就不免遭人譏評了。
《南歸夜行趙北口同範希聲作》：“參差人語知異方，作事五角與六張。”（《樊榭山房集》卷3）“五角六張”出自宋人馬永卿筆記《嫩真子》：“五角六張，此古語也。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
《二月三日同少穆、竹田諸君集湖上題酒樓壁》：“魚羹宋嫂猶遺俗。”（《樊榭山房集》續集卷4）“宋嫂”出自宋人袁褧著《楓窗小牘》：“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盤案，亦複擅名。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
雖然《嫩真子》稱“五角六張”為古語，然而用者甚少，一般工具書查不到。至於“魚羹宋嫂”之類的地方掌故，也許隻有參與編纂《西湖誌》的厲鶚等少數人才知道。厲鶚用如此僻澀典故，這是其遭人詬病的一個重要方麵。他詩中自注生僻典故者甚多，以此來彌補用生僻典故造成的不足，但顯然是無法完全彌補的。
方南堂在《輟鍛錄》中說：“近有作者，謂《六經》、《史》、《漢》皆糟粕陳言，鄙三唐名家為熟爛習套，別有師傳，另成語句，取宋、元人小說部書世所不流傳者，用為枕中秘寶，采其事實，摭其詞華，遷就勉強以用之，詩成多不可解。令其自為疏說，則皆逐句成文，無一意貫三語者，無一氣貫三語者。乃僴然自以為博奧奇古，此真大道之波旬，萬難醫藥者也。”不知他是否針對厲鶚而發，但厲鶚的詩正有方氏所說的缺點。沈德潛說：“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征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淮雨別風，貽譏踳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其批評的肯定是厲鶚。
厲鶚的詩明顯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偏僻生澀；二是細小瑣碎，缺乏清代學人從經史入詩，引學術入詩的大儒風範。洪亮吉說厲詩“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為詩壇初祖”。這正言中了厲鶚詩在這方麵的弱點。姚鼐《惜抱軒尺牘》卷4《與鮑雙五》稱厲鶚詩為“詩家之惡派”，或亦正著眼於此。董偉業批評厲鶚“偷將冷字騙商人”，袁枚認為“責之是也”。
清代詩壇在康熙時期就出現了喜用僻典奇字的現象，戴名世曾批評這種詩風，“又其甚者，務為不可解之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識所謂”。這種詩風到了厲鶚時期愈加厲害，他專學宋代小家，從小處把宗宋發展到了極端。餖飣獺祭的現象愈加明顯，引起了詩壇的警覺。厲鶚以後的詩人在用事用典上要求新避熟不可能再超過他，且懲於步武厲鶚用冷僻典難免不露斧鑿之跡，終是小名家耳，於是便向第二個方向去發展，以專門之學入詩，特別是以乾嘉學人擅長的金石考據入詩，與厲鶚為詩之路大不相同。翁方綱等人的學究之詩（錢鍾書語）最能代表厲鶚以後乾嘉詩壇學問化的另一個衍變方向。但厲鶚的詩風卻一直延亙下來，清末“同光體”學人追求“雅人深致”的審美特征，提出詩歌創作要“惡熟惡俗”，“詩最患淺俗。何謂淺？人人能道語是也。何謂俗？人人所喜語是也”。實際上就是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的題材內容非“淺”即“俗”，隻有從典籍書本的字裏行間仔細搜尋前人遺漏的點點滴滴以為詩料，才符合他們的審美理想。縱觀起來，他們承接了厲鶚等浙派詩風。與“同光體”異趣的李慈銘，其詩也是“五古厲樊榭”（錢仲聯《夢苕庵詩存》丙《論詩二十四首》之九）。
四、以考據為詩的翁方綱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敘，號覃溪，晚號蘇齋，順天大興（今屬北京市）人。翁方綱學問應為大儒，他“生平精研經術”，“於金石之學尤精審”（《清史稿》卷485）。張維屏雲：“覃溪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碑版之學尤能剖析毫芒。”
翁方綱的詩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記述作者宦海行蹤，世態見聞，或徜徉山水之作；第二類是將金石考據寫進詩中的學問詩；第三類是書畫品題之作。這三類詩中，第一類披沙揀金，尚有佳作。但最能體現出其詩學時代特征的是他的考據詩，數量比起清代其他詩人，在其詩集中所占的比重特別大。陶鳧薌曰：“先生詩分兩種，金石碑版之作，偏旁點畫剖析入微，折中至當，品題書畫之作，宗法時代，辨訂精微。蓋其學問既博，而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洋溢縱橫，別開生麵，不可謂非當代一大家也。”易宗夔說他“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蓋真能以學為詩者”。從易評可看出翁方綱的《複初齋詩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學術著作的翻版。
翁方綱對金石碑版“嗜好篤而發為性靈”（沈津《翁方綱年譜序》），創作了很多關於金石碑刻、鼎彝古玩之作，如《唐泰山磨崖銘》（《複初齋詩集》卷1）、《九曜石歌》（《複初齋詩集》卷2）、《玉枕蘭亭和象星作》（《複初齋詩集》卷1）、《安南鍾歌》（《複初齋詩集》卷3）、《觀象台渾天儀歌》（《複初齋詩集》卷12）、《甘泉宮瓦歌為侯官林道山賦》（《複初齋詩集》卷7）、《長毋相忘漢瓦歌》（《複初齋詩集》卷17）、《後九曜石歌》（《複初齋詩集》卷9）等詩歌融金石、碑帖、書畫、人事考證等內容於一體。
張問陶批評翁方綱“文場酸澀可憐傷，訓詁艱難考訂忙”，“何苦顢頇書數語，不加箋注不分明”。朱庭珍《筱園詩話》說：“翁以考據為詩，餖飣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為可厭。”洪亮吉《北江詩話》說“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並說“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林昌彝在《海天琴思錄》中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覃溪詩患填實，蓋長於考據者，非不能詩，特不可以填實為詩耳。以填實為詩，考據之詩也。故詩有別才，必兼學識三者，方為大家，覃溪經學非其所長，至考訂金石頗有可取”。張仲良說：“清詩中也有一些賣弄才學的‘學問詩’和掉書袋的‘典故詩’，如翁方綱就把經史考據、金石的勘研等寫入詩中，毫無形象和韻味可言，令人生厭。”劉世南則說翁方綱等人的詩“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既酸且腐，不成其為詩”，“完全違背詩的審美本質”。
翁方綱等人的考據詩是乾、嘉考據之風對詩壇影響發展到極致的結果，是清代學人之詩的一個極端表現，這種詩歌有三個特征：一是以專門的金石考據之學入詩，把詩文化完全推入了象牙塔中，排斥了詩緣情和詩言誌的審美傳統。二是大量地用事用典，大段地以詩述學，詩前常常加序，詩中處處夾注，不僅使詩歌奧僻難懂，而且支離破碎，卒難耐讀。三是把考據學的思理方法引入詩歌寫作之中，相對地排斥了詩歌的形象思維。
不過這種極端的學人之詩馬上引起了清詩壇的警醒，林昌彝批評翁氏道：“眩目何為繡色絲？西江宗派竟多師（覃溪北人，詩效西江）。詞章經術難兼擅，徒博徐凝笑惡詩（覃溪詩患填實，蓋長於考據者，非不能詩，特不可以填實為詩耳。以填實為詩，考據之詩也）。”〇10（《論本朝人詩一百五首》）後來的詩人沒有甩開以學問考據為詩的道路，不過力圖將學究之詩忽略或忘卻了的“詩心”和情趣找回來，不但在理論上提出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合一，在詩歌實踐中也開始把性情與學問、學理與經世結合起來。開道鹹宋詩派的程恩澤（師從淩廷堪）就是翁方綱的再傳弟子，他創作了許多題詠金石書畫的詩歌，何紹基“詩文中不可無考據”（《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莫友芝是“以考據為詩之流習典型者”，鄭珍“於諸經疑義指擿暢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而才力贍裕，溢而為詩”（莫友芝《巢經巢詩鈔序》）。總體上說來，道鹹宋詩派還是延續了翁方綱等人的考據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