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首先是位學者，然後是位誌士，再者才是個詩人，詩歌對他來說是“餘事”。阮元說他“經史冠乎昭代，詩其餘事耳”，“長一經學，不以詩名”。楊際昌《國朝詩話》說他“宿學重望，身備文獻，其最表表者，不必以詩見也”。徐世昌也說他“於學無所不通，詩其餘事”。
黃宗羲詩主性情，較少見他直接以學入詩，詩歌中的學問化傾向不明顯。他的學問在詩中不發露，是水中之鹽、酒中之飯。他說：“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又說“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他的詩歌融典籍而出之，不在詩中填書塞典，也許用朱庭珍《筱園詩話》中的話是最好的解釋：“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為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用，並不屑為，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徑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黃宗羲的學問當進入詩歌創作活動時，就化為一種識力，一種對人生、社會意義的深層理解，在詩歌創作時，與現實生活相印證，變成作者內心詩情化的思考，然後表現在鮮明的藝術形象之中，給讀者以深刻的啟迪。這正是黃宗羲的詩不同於其他學人之詩的地方。
張仲謀論浙派詩時提出“一祖三宗”說。所謂“一祖三宗”，即以清初的黃宗羲為初祖，以康熙之查慎行、雍正時期的厲鶚，與縱跨乾隆一朝的錢載為“三宗”。黃宗羲在清詩壇的地位主要表現為他首開浙派詩。浙派詩人共同的創作傾向大抵為重學問。黃宗羲雖然沒有公開打出宗宋的旗幟，但他反對貶斥宋詩，他說：“餘嚐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諸於外，若異域然。”其影響一直貫穿著整個清代的宗宋詩派（尤其是浙派）。徐世昌讚之曰：“梨洲受業蕺山之門，於學無所不通，詩其餘事。羅萬藻序中所稱《鐵琴死戰馬》、《老狐行》諸篇，今《詩曆》皆無之，蓋少作刪落不少矣。其自序有雲：‘多讀書則詩不期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即其詩可知已。”
三、“知詩不以學”的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世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
王夫之於書無所不窺，對天算、地理皆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他對許多經書進行了疏解，所著《易》、《書》、《詩》、《春秋》、《四書》的稗疏、考異，言必征實，義必切理，多有新義。這些都為《四庫全書》所收錄，並給予積極的評價。他讀史讀注疏，對書誌年表考駁同異，詳加審閱探索，尤其注重對興衰治亂、民生利病及社會發展規律的探求。此外，他對文字學、文學等方麵也有獨到的研究。《清史稿》稱：“夫之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誌節皎然，不愧黃、顧兩君子。”鄧顯鶴《沅湘耆舊集》說他“誌行之超卓，學問之正大，體用之明備，著述之精卓宏富，當與顧亭林、黃梨洲諸老相頡頏。精研六經，詩其餘事，詞旨深夐，氣韻沉鬱”。
王夫之“詩取徑六朝、初唐，力排宋人”。他認為詩歌是“心之元聲”，“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跌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在《古詩評選》中評李陵《與蘇武詩》時說：“詩以道情，道之為言路也。詩之所至，情無不至。情之所至，詩以之至。”他認識到詩歌作為抒情遣懷的載體，與哲學、曆史、政治等著作是不同的，“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他充分肯定了嚴羽關於詩歌內容不能以學問來代替的思想，在評阮籍《詠懷》“昔日繁華子”詩時說：“故知詩不以學。”其《明詩評選》中評徐渭的《嚴先生祠》一詩時說：
《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能代彼也。
他認為《五經》中，《易》、《書》、《禮》、《春秋》是用來表學問的，唯有《詩》是用來言情的，前四經不能代《詩》抒情，《詩》也不能代替其他四經言學問。
王夫之不主以學入詩，所以他的詩歌與同時代詩歌相異，主要表現有：一是沒有考據詩，尤其是清人喜作的金石考據詩，他一首也沒有。即便如《石門有靖康勒字》，本是金石考據詩最好的題材，他卻沒寫成考據詩。二是沒有曆代文人最喜歡作的題畫詩，清代的學人幾乎沒有不作題畫詩的，但王夫之卻一首也不作。三是沒有經史論學詩，王夫之經史功底深厚，但他的經史之學隻體現在他的學術著作中，詩歌中幾乎沒有涉及。四是他的詩歌很少有序，詩中極少夾注，這在清代學人中也是少見的。這主要是因為他的詩歌較少用典，不用僻典。
從對詩歌本質和特點的正確認識出發，王夫之對宋元明以來的“詩史”中所表現的混淆詩歌和曆史的差別的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與曆史要求記載真人真事不同，詩歌不強調曆史的真實性，而注重內在的情和理的真實性，亦即人情物理的真實性。他說：“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久矣。”對杜甫的“詩史”之筆，他也頗有微詞：
詩有敘事敘語者，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隱括生色，而從實著筆自易。詩則即事生情，即語繪狀，一用史法，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此“上山采蘼蕪”一詩所以妙奪天工也。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將酷肖，而每於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於史有餘，於詩不足。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閔者。
王夫之有多首《詠史》詩，但不拘泥於具體的曆史人物和事件，而往往是借古抒懷，表達出一種由思索曆史而產生的深沉感，寄寓著對時局的看法。他的詩都不是以詩記史、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做法。如他的《詠史二十七首》（節選）：
……
信陵飲酒近內，步兵泣路驅車。
贏得不知別苦，難忘聊複愁予。
田豐死爭官渡，鴟夷不諫夫椒。
未到水窮山盡，難回墜石狂潮。
鳳杳揚雄拾羽，龍乖穀永探鱗。
奇字詅癡萬卷，危言賣綻千春。
元載饑寒掃跡，蘇秦車騎迎門。
裹馬裝妻勾當，髑髏血肉乾坤。
……
這些詩應是感慨南明桂王政權的腐敗。第一首詠歎像信陵君、阮籍不得誌的士人以狂愁麵世。第二首詠田豐諫袁紹、伍子胥諫夫差皆被殺，喻南明政權腐朽透頂，已無法挽回敗局。第三首言當時文人主文譎諫，連篇累牘，陳詞濫調，無可述者。第四首言南明政權奸詐之人當道，隻顧自己窮奢極欲，不顧百姓死活。每一首前兩句所論的曆史人物都是引子，重在引出後兩句的觀點和感想。
再如他的《讀史》（其一，其二）：
靈雨沐方春，油雲護初曉。飄風良已濟，薄冷還相紹。山氣榮新英，天容澹歸鳥。吾廬適在茲，因之群動窅。悠氣百年內，感彼千秋表。曠世如相接，夫誰惜縹緲。
夏鼎沈泗水，民氣悲天伐。西效無瑞麟，玉書孰與發。悠然南窗下，心情欲超越。夕陰斂西峰，徘徊露孤月。炯炯閱推移，寸意誰淪沒。引緒既繽紛，何庸矜緘默。
從詩題看起來是填塞史料的詩歌，但作者卻將曆史的蒼茫感與現實的感興連接起來，表達出詩人欲有所為而不為時所許的感慨。
王夫之詩歌的學問化因素隻有兩點：一是他的一些詩歌蘊藏著“學理”；二是他的詩歌審美向漢魏六朝詩看齊。
王夫之在強調詩歌的本質是表達人的感情時，並沒有把它與理對立起來，他不否認詩歌中也有理，也不認為詩歌創作中完全不能有理語。他說：“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不過詩歌的理和一般的理不同，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學者之理，所以他在《古詩評選》中評司馬彪《雜詩》時說，“非謂無理有詩，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評鮑照《登黃鶴磯》詩時說，“經生之理，不關詩理，猶浪子之情，無當詩情”。此所謂“名言之理”即“經生之理”。他信奉詩中之理不是以赤裸裸的概念方式出現的，而是與生動的藝術形象緊密結合的。詩歌創作中不是不能說理，但是不宜變成僵化的死理。他在評廬山道人《遊石門》詩時雲：“此及遠公說理而無理臼，所以足入風雅。”評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時雲：“通人於詩不言理而理自至。”他主張詩歌要情理融成一片，如果符合詩歌的審美特征，能充分體現“心之元聲”，那麼即便有理語入詩，也仍然可以成為很好的詩歌。他在評陸機的《贈潘尼》一詩時說：“詩入理語，惟西晉人為劇。理亦非能為西晉人累，彼自累耳。詩源情，理源性，斯二者豈分轅反駕哉？不因自得，則花鳥禽蟲，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取之廣遠，會之清至，出之修潔，理顧不在花鳥禽魚上邪？”說明情和理都源於人的性情，不是互相對立的。他所謂“自得”，即是指詩中之理要發自內心的感觸，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感觸，那麼不要說以理語入詩，就是描寫花鳥禽蟲，也會情物兩乖，花鳥禽蟲反而會“累情尤甚”。故他讚揚陶潛《飲酒》詩中“幽蘭生前庭”一首是“真理真詩”，“說理詩必如此，乃不愧作者”；稱讚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亦理亦情亦趣，逶迤而下，多取象外，不失圜中”。
王夫之蘊涵學理的詩歌，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柳岸吟》，其中有多首與陳獻章酬唱的詩，表達了他的心學思想。如《和白沙》（其二）：“粥飯終朝劇可憐，無心叢裏有心天。髑髏不爽元生意，枯槁翻新看火然。莫撇孤清求鳥徑，已知實際曆長年。分明饒有中和用，不但虛懸未發前。”表達元氣為萬物之源和重實踐的思想。“耳目忻浮光，不自知其性。砂中原含金，非天有殊命。外取亦甚晳，內視還成瞑。如彼夜行人，思與騏驥競”，“影從虛出無生響，兩段分開覺後迷。但識太空都撲滿，不容風雨弄天機”，“雲移隔嶺搖綠草，雨過橫塘綻白蓮。大造無心誰解此，莊生浪說欲忘言”，表達了道是天地之本，存在於萬物之中的思想。“天下自閑閑，人心長戚戚。身為物所持，騎虎不得息。息之在先幾，幾先人不識。適燕而麵轅，終身無返跡。”表達心為物役，則不可能獲得自由自在的思想。《和一峰虛中是神主》詩雲，“神者天之妙，心者人之主。雲人而用天，我生如鱗羽”，“神靜物不攖，神動心以靡。不複知其他，禪玄但測此”。表達了心是天地之大本和以靜求心的理學思想。不過，盡管王夫之主張理當融入詩中，他的詩也有直露“理”的現象，如《和一峰虛中是神主》中的兩首詩恐怕就有點“理”過其辭了。
王夫之強調《詩經》和漢魏六朝詩的審美傳統，認為當代詩人應該在創作中體現這些審美傳統。為此他不反對擬古。主性情的人是最反對擬古的，王夫之主性情，反對一切外在的法則，卻又肯定擬古。不過他的擬古又與別人不同，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他評明人石寶《擬君子有所思》說：
竟不作關合，自然攝之。筆貴誌高，乃與古人同調。擬古必如此，正令淺人何處擬起。崆峒、滄溟，心非古人之心，但向文字中索去，固宜為輕薄子所嘲也。詩雖一技，然必須大有原本，如周公作詩雲：“於昭於天。”正是他胸中尋常茶飯耳，何嚐尋一道理如此說。譚友夏擬《子夜》、《讀曲》，往往神肖，隻為他浪子心情，一向慣熟。又如陳昂、宋登春，一開口便作悲田院語，渠八識田中，止有妄想他人銀錢酒食種子，借令擺脫，翻不得似。詩不可偽也，有如此夫。
王夫之認為詩即其人，也就是說“詩不可偽也”。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詩，有什麼樣的情誌就有什麼樣的詩。如果今人的情誌同於古人的情誌，那麼今人之詩就可同於古人之詩。學習古人的審美傳統，不應該從作品外在形式方麵去模擬，關鍵的是要詩人之心合於古人之心，如果詩人的心靈同於古人的心靈，那麼這個詩人的作品自然與古人相同。王夫之詩學漢魏六朝，他不是有意模習漢魏六朝詩人的體格字句，而是體會他們內在的精神境界，他的詩像漢魏六朝詩，是他領承漢魏六朝詩人人格風範的自然流露。
王夫之的詩學體現的是漢魏六朝詩的審美精神，不是唐詩的審美精神，更不是宋詩的審美精神，他的詩學體現不出清詩的主流方向。他持的是極端的內在性立場，認為詩歌隻能從性情中流出，反對任何外在性的學習和借用。他認為“摶合成句之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謂小家數，總在圈繢中求活計也”，把詩歌是注重情感和個性的抒發，還是刻意炫學顯才、展露學問看成判別“大家”和“小家”的試金石。
王夫之的詩歌對晚清以王闓運為代表的湖湘派學人之詩影響很大，他們的詩學思想繼承了王夫之，詩歌審美也取徑漢魏六朝古詩，與當時的宗宋詩風迥異。王闓運作詩讚美王夫之雲：“江謝遺音久未聞，王何二李枉紛紛。船山一卷存高韻，長伴沅湘蘭芷芬。”（《湘綺樓論詩絕句》）
第三節 清代前期至清代中葉學人之詩的衍變
一、開啟資書為詩風氣的朱彝尊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他“博識多聞，學有根柢，複與顧炎武、閻若璩頡頏上下”。康熙曾賜“研經博物”四字給他。王士禎評他曰：“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於漢唐諸儒著述皆務窮其指歸……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沈德潛評曰：“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經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蟲魚諸類無不一一考索。如《經義考》、《日下舊聞》、《詩綜》、《詞綜》，其最著者。……顧寧人先生不肯多讓人，亦以博雅稱許之。”
朱彝尊作詩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援學入詩。翁方綱說：“竹垞學最博，全以博學入詩。”（《評漁洋精華錄》）錢鍾書《談藝錄》說，“竹垞記誦綜賅，枕經史，驅遣載籍，自是本色”，“旁搜遠紹，取精用宏，與二李之不讀唐後書，謝四溟之高談作詩如煮無米粥，區以別矣。其菲薄滄浪，亦猶此誌。蓋純乎學人之詩，斯所以號‘貪多’歟！”他資書以為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在表現對象方麵，直接以學問為表現對象，也就是說詩歌表現的內容是學問的問題；二是在抒情方式方麵，用典故作為抒情手段；三是在審美風格方麵，通過對詩歌語言出處的選擇有意造成某種審美風格。
（一）直接以學問為詩歌的表現對象
最能體現朱彝尊學人之詩特色的是他的述學詩，如他的《齋中讀書十二首》（《曝書亭集》卷21）簡直是他《經義考》的詩化。第一首論《易》，批判陳摶和邵雍的先天河圖說。第二首仍論《易》，批判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第三首論《書》，批判宋儒的排抵小序。第四首仍論《書》，批判邵雍的《皇極經世書》。第五首論《詩》，批判王柏的《詩疑》。第六首仍論《詩》，讚成呂祖謙對“思無邪”的解釋，而不同意朱熹的“淫奔之詩”說。第七首論《春秋》，批判胡安國的《春秋傳》，甚至說明胡氏由秦檜引薦，因而也反對抗金，唯知偷安。第八首論《論語》，著重指出明代不應據《論語》之言而罷公伯寮從祀。第九首論鄭玄不當罷從祀。第十首論經傳的注疏家簡要。隻有第十一、十二兩首是論詩歌創作的。朱彝尊這一組詩作於76歲，可算是他一生學術思想的總結。
（二）用典用事廣博而僻奧
朱彝尊的詩歌喜歡大量堆垛掌故，正如朱庭珍所說：“朱竹垞詩，書卷淹博……往往貪多務博，散漫馳驟，無歸宿處，有類遊騎矣。”如《雨中陳三島過，偕飲酒樓，兼示徐晟》（《曝書亭集》卷4）：“卻話平生同調人，吹箎擊築皆知己。皋橋橋西多酒樓，妖姬十五樓上頭。百錢一鬥飲未足，半醉典我青羔裘。坐中臨觴忽不語，南州孺子高陽侶。同是東西南北人，明朝酒盡歸何處？”“吹箎”說的是伍子胥，《史記》卷79載他曾“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擊築”說的是高漸離，《史記》卷86載“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南州孺子”本指東漢人徐孺子，他不滿宦官專權，不肯出來做官，當時人稱“南州高士”。“高陽侶”本指秦末高陽酒徒酈食其，據《史記》卷97載他曾幫助劉邦不費一兵一卒，得“七十餘城”。
朱彝尊喜歡用僻典偏學入詩，以致博學的士人見著一時也摸不著來曆出處，王士禎曾說：“昔見朱竹垞檢討詩雲：‘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誌》，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采珠局格、旋棋格、金龍戲水格等名，始悟所語。”林昌彝說：“（竹垞有）《贈河南周櫟園先生亮工長排二十韻》，句有‘萬牛杜陵镵，五鴿曲端軍’。上句易曉，下句檢《宋史》、《曲端本傳》及各傳誌，不詳所謂。後見《齊東野語》，方知出典。……竹垞先生讀書多，造句雅，詩之錄隸事，神錄如此。”（《海天琴思錄》卷2）以王士禎、林昌彝之博學，對朱彝尊詩歌尚且“不解”、“不詳所謂”，可見其用典之僻。
（三）選詞用字講求來曆
朱彝尊作詩還力求做到無一字無來曆，如林昌彝說他有《論畫和宋中丞》十二首之十雲：“先子韶年寫雲壑，當時心折董尚書。後來舍弟亦能畫，可惜都無片紙儲。”（《曝書亭集》卷16）或疑“舍弟”、“片紙”入詩不典，卻不知朱彝尊用此字詞均有來曆，《能改齋漫錄》有：“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此“舍弟”二字有來曆也。蘇軾有句雲“隻字片紙皆收藏”，此“片紙”二字有來曆也。（林昌彝《海天琴思續錄》卷5）再如他的《來青軒》：“天書稠迭此山亭，往事猶傳翠輦經。莫倚危欄頻北望，十三陵樹幾曾青？”（《曝書亭集》卷8）“翠輦”、“危欄”、“北望”等皆有來曆，“翠輦”指飾有翠羽的皇帝所乘之車，如唐太宗《過舊宅》：“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危欄”、“北望”則來自李商隱《北樓》“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之句。他喜歡仿古，大量運用漢魏六朝及唐人的詞彙甚至句式，以求得淳雅的風格，如他的《晉祠唐太宗碑亭題壁集杜》：“步屧深林曉，春池賞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風稍稍飛。無由睹雄略，寥落壯心違。”（《曝書亭集》卷9）此詩全用杜詩原句，切人切事，語無漫設，渾成自然，天衣無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