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學人之詩並不一定顯示出學人的專精之學
首先,學人長於經史的可以以經史入詩,長於金石文物的可以以金石文物入詩,長於文字訓詁的可以在詩中以奇字、僻字逞其才學,但如果是精於算學、地輿學、醫學、動植物學等實學,就不太好入詩了,也少見學人們以之入詩,像胡先驌是個植物學家,能把西方的名卉,如海仙花、金合歡、馥麗蕤花等,用《天香》、《聲聲慢》、《齊天樂》等詩詞寫出來,在學人之詩中並不多見。所以學人之詩並不一定就顯露出其專精之學。其次,學人之詩用典用事不見得就沒有撏扯餖飣的現象,尤其是他用不屬於他研治範圍內的典與事時,這種現象就更加明顯,如清代錢載的詩就有這個毛病,“胸中所養,每如蠹食殘書,蠅鑽故紙;所作亦太半設客之曲,供官之詩。有詩膽而乏詩心,故僅就字麵句眼上作諸變相,讀之徒覺其蠻做杜撰,煞費氣力”。再次,學人之詩並不是都用來吟詠學問,也不是篇篇都引學問入詩,學人在很多情況下是以學人身份作“詩人之詩”,但即便是這些篇章,如果集中起來看,同一般的詩人之詩還是有較大的差別。
(七)學人之詩的主體學人重學而不重詩,有的甚至輕詩
如劉知己“幼喜詩賦,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著自命”(《史通·自敘》),錢大昕“年二十以後,頗有誌於經史之學,不專欲為詩人”,王鳴盛“詩文皆輟不為,以考史為務”。他們以治學為平生誌業,把詩歌創作看作餘事,把詩興看作“緒餘”,他們的詩作相對於其學術著作來說顯得單薄寒磣,大部分學人詩集少,或者沒有專門的詩集,他們對自己的詩作也“不自愛護,散落往往在人口”。同屬詩歌範疇,學人的詩歌創作與詩學研究的成就也往往不相稱,“詩學深,詩功淺”(陳衍《沈乙庵詩敘》),表現出詩學研究精湛,但詩歌創作相對寒磣,這與他們把詩歌研究看作學問、把詩歌創作看作技藝的態度相關。學人治詩的“餘力”、“緒餘”也有稟賦和量上的差異,即有才力感悟和時間精力上的差異。“餘力”用得多,“緒餘”高,常以詩陶冶性靈,寄托抱負的,往往成為以詩而名的學人;“餘力”用得少,在治學之餘稍為掇拾,但由於才力大雖無意工詩而詩自工的,往往成為“詩”、“學”兼擅的學人;非不能詩卻專意於學,恥為詩人,偶有所作,隨作隨棄的,往往成為詩名為學名所掩的學人。
學人之詩總體上重學問,但並不排斥性情,他們在理論上往往還標舉首性情、次學問,隻是在實際創作中卻不自覺地首學問、次性情,如道鹹宋詩派的詩學主張和詩歌實踐就體現出這種“言行不一”的現象。
五、學人之詩之“美”
學人之詩同詩人之詩的審美特征有較大的不同。詩人之詩多體現出藝術之美,學人之詩多體現出學理之美。學人之詩在本質上與古典詩學中最高的抒情理念不盡相同,擺脫了“言誌”、“緣情”的附庸形態,呈現出不同於傳統詩學的審美趨向。
(一)集學入詩,顯示了學人知識的淵博
學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詩歌當作學術的延伸,凡涉及其學術範圍,他們的學識與情感一道傾瀉於詩中,達到“情”與“理”同時釋放的境界,從他們的詩篇中可以集中地或零紈片羽地領略到他們學識的淵博。如清代學術大師顧炎武精於經史之學,又旁通小學、音韻、輿地、典製、金石、校勘、輯佚、辨偽等學科,他的詩歌就浸潛著他廣博的學問。有的以史學入詩,顧炎武平生最致力於史學,諳於曆史風雲變幻之掌故,所以他的詩歌比杜詩更有史的質地,“實則其詩足貴,正由字句間皆有事可指,且甚顯豁”;有的以《易》學入詩,如《書女媧廟》、《贈路舍人澤溥》、《廣昌道中》、《永夜》等詩中借“易”理反複闡述反清複明的思想;有的引考據入詩,詩中論述文物製度,有本有源;有的以音韻學入詩,他的《音學五書》開拓了中國古代詩歌音韻學的處女地。他的詩歌尤其是近體詩顯得格律嚴謹,合度有節;他的詩歌“長於隸事,爾雅典重”,幾乎每一首都用事典,無一字不無來曆。
(二)以詩述學,顯示了學人學術的精深
學人用詩篇闡釋他們的專門之學,圈外人士感到奧僻晦澀,同行讀之則如飲醇酪瓊漿,顯示出學人學術的精深。如汪師韓的《胡襲參司業示以所著同文聲形故》是一篇談論音韻文字學的詩作,這是乾、嘉樸學家的專題研究,汪氏以短短的篇幅闡釋了深奧的音韻文字學問題,足可見他的學術造詣。再如杭世駿的《萬編修經將往明州修誌,過予追訪舊事,述長句答之,兼以送行》,對四明地區的方誌和文獻從宋到清初進行了一次細細的梳理,如數家珍,解答了友人心中的種種困惑。對各種典籍追根溯源、指瑕點瑜,充分顯示了作者對文獻方誌的精熟,非學者無以成此詩。
(三)篇章凝練,顯示了學人驅學從容自如
學人之詩以詩述學,其內容相當於一篇學術論文,但用詩歌來表述,往往被熔鑄成數十字至幾百字的詩篇,繁雜的學術內容依靠邏輯的連貫性與詩歌語言的跳躍性,舒卷鋪陳。如清代金石考據專家翁方綱的《唐泰山磨崖銘》以三百多字形象地再現了開元十三年,唐玄宗為宣揚國力,挑選各種顏色的馬各一千匹,組織了浩浩蕩蕩的隊伍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在泰山大觀峰下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神飛四千九百丈,手摸日觀淩天門”。碑文《紀泰山銘》由玄宗親自撰寫,“完完嶽色千字存”,記述了封禪的過程和目的,“河東祈穀河北賜,青齊兗濮胥拜恩;四方治定歲大稔,宜薦嶽伯天帝孫”。銘文讚揚了先皇之功績,表白自己(玄宗)不敢耽於安逸,“上帝之休祖考慶,若迷後稷歌薑嫄;又雲毖患儆在位,何異懲鑒桃蟲飜”。其書渾厚蒼勁、遒逸婉潤,“鸞翔鳳翥磴道表,俯照碧海黃河奔”。銘刻所關涉的唐代人、事、曆史、軍功甚繁,但詩人卻能提綱據要,駕輕就熟。詩筆隨思維急轉,想象飛騰,流宕鋪敘。
(四)經緯萬端,顯示了學人的經世情懷
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比,學人的經術之心使他們的詩歌更關注現實,更注意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以顯示他們“初誌豈詩人”或“恥為文人”的理想和情懷。道、鹹年間著名詩人鄭珍就在詩歌中再三表明了自己的經世之誌,而且闡述了自己的經世策略,例如他曾為家鄉貴州擺脫貧窮,發展經濟,在詩中提出三策。《黎平木贈胡生子何》提出黔地必須從農耕轉向林業,發揮地區優勢,才能守土致富,“我生為遵人,獨作樹木計”;《厓塹口》提出貴州要開山辟嶺,改善交通狀況,才能與外商平等交易,繁榮貴州經濟,“一朝會平蕩,茶鹽得通易”;《樗繭譜》詳述桑蠶之業,認為養蠶業“金帛滿山那苦貧”,貴州養蠶業以遵義為中心,在黔地其他地方推廣。
(五)使事用典,顯示了學人的精審嚴謹
學人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仍保持著嚴謹不苟的本色,體現出他們治學的精神和方法。使事用典,務求神理相通,分寸悉合。如顧炎武《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中的“祭禰不從王氏臘”,出於《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鹹,成(帝)哀(帝)間以律令為尚書。及(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裏,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鹹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芳績和陳寵都姓陳,此其一;氣節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餘分閏位,不承認其為正統,此其三;希望朱明後裔有如光武中興者,此其四。朱彝尊的詩典故迭出,他驅遣典故,也是分寸切合,“寓典則於文從字順之中,闔辟卷舒,妥貼排奡”。祁雋藻往往對所吟詠的對象詳細考索並分析條貫,他的詩歌“證據精確,比例切當”。此乃受學人“戒妄牽”之影響。
(六)不事藻績,顯示了學人之作的質實沉厚
學人之詩重意不重辭,遣詞造句往往顯得樸拙無華,不似詩人之詩靈巧穠麗。詘黜風雲月露之態,趨向質樸厚重的審美特征。如鄭珍的《抽厘哀》:“東門牛截角,西門來便著。南門生吃人,北門大張橐。官格高懸字如掌,物物抽厘助軍餉。不論儳、十取一,大賈盛商斷來往。一叟擔菜茹,一叟負樵蘇。一嫗提雞子,一兒攜鯉魚……村民租銖利有幾?何況十錢主簿先奉己。縱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飼爾餓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嗚呼!貫率、括率有時可暫為,盍使桑兒一再心計之。”詩中的“儳”、“”、“菜茹”、“樵蘇”、“租銖”、“十錢主簿”、“貫率”、“括率”、“桑兒”都是學問典故,但用語質實平易,錢仲聯先生說鄭珍的詩“以功力深湛為特色”。
六、學人之詩研究的缺位
我們在研究和欣賞古典詩歌時,由於強調抒情言誌、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社會現實詩、山水田園詩、詠史詩、詠物詩成為我們注意的對象,甚至風花雪月、蟲鳥花魚之篇都能引起我們的關注,而學問詩,特別是金石考據等學問詩,由於難懂,常常被嗤為故紙堆裏的東西,以為少性情而充滿學究氣,於是人為地把這些詩擱置起來,認為這些詩毫無價值。大多數詩歌史或文學史對學人之詩或鮮有提及(即使提到,也是闡述學術思潮的附注),或閾於“填書塞典,滿紙死氣”的偏見和定讞而對學人之詩直接否定。少數涉及學人之詩的著述也是過多地關注其中用典用事、險韻僻字、拗句澀語這些表層的東西,缺乏深入的分析。結果一提起學人之詩,無論是誰的,就用偏僻晦澀、堆垛無聊等套話去評價。至於學人們是如何用詩歌來表述學問,表述哪些學問;哪些是可取的,哪些確實是餖飣什物;哪些故意逞才使氣,哪些是自然的流露;學問詩是在什麼背景下創作的,是作者的讀書心得,還是為某件古董名物題作;是寫給學友後輩解疑答難的,還是學人之間的論學之詩,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少去考慮。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在評價學人之詩時,有意地失卻一部分文本,沒有對學人的詩歌進行整體上的研讀,造成我們對學人之詩的審美價值、學術價值以及學人之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認識非常淺率、陌生,訛誤、舛亂也隨之俱來。部分批評者由於學問的膚淺狹窄,看不懂或難以看懂學人之詩,當然隻能貶斥學人之詩艱深晦澀,而沒有為自己的淺薄反省自責,評價也就顯得武斷和粗暴,缺少容納通融之心。於是學人之詩一直處於學界視野的邊緣位置,失去了它在古典詩歌發展過程中應有的地位和影響,“學者詩人”多被排斥於詩人群體之外,從而集體失聲,使得我們對學人之詩有濃重的隔膜和成見,無法真正看到其價值。
如果拋開這些成見和人為的回避,“透過‘抄書’之譏的遮蔽,從學問化的角度重新審視,其可開掘的空間正自不小,評價亦未必止於當下”。學人大部分時間與書本典籍為友,雖“學擅專門,詩本餘事,然心境與世運相感召,遂不覺流露於文字間也”,“他把他的學問和性情真實跑進人生裏邊去生活,然後在他作品裏,把他全部人生瑣細詳盡地寫出來”。從審美價值的角度而言,讀他們的作品仍然可以感覺到他們跳動的“詩心”,可以體察到學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文化價值觀。學人把詩歌作為他們學術精神活動的棲息地,這塊棲息地雖仍有大片學術縱橫的町畦,但間雜著娛情悅目的花圃。他們的作品是這一社會知識群體精神文化的反映。從學術價值的角度而言,學人之詩誠如袁行雲先生所言,“包涵內容,至為廣泛,足供文字比勘、名物訓詁、史地考證、藝術賞析之資”,“中國詩歌之本身,除具有藝術價值外,尚具文獻價值。惜乎研究者眇,未能盡量發掘,為世所用”。總之,對這些不同尋常的文字、意象與學理予以深入的解讀、梳理,不僅可以直接還原、勾勒出它們隱蔽在“冷僻故實”與“寄托遙深”背後的廬山真麵目,而且可由此而建構出一種以“學人之詩”為研究對象的微型中國思想史。
從目前對學人之詩的研究狀況來看,漠視和偏見固然不足道,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切割肢解的不足,很少有學者把學人與詩人、學術與詩歌結合起來去分析“學者詩人”兩重身份所承擔的兩重功能是如何在同一主體身上達到和諧統一的,詩藝和學理是如何通融滲透的,學人和詩人是如何相互交流而帶動他們所處時代的學風詩風的。受文苑和儒林分立的影響,在研究學人之詩的主體時,要麼隻把他們當作詩人來研究,要麼隻把他們當作學人來研究,至今還沒有發現一部把詩歌史和學術史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著述,使得這些“學者詩人”呈現出兩幅缺陷的臉孔,而無法複合成一張清晰完整的麵容。
從目前詩學研究的視野來看,學人之詩的研究還處於草昧廣袤、人力未施的狀態。學人與詩人、學苑與詩壇的橫向研究以及學人之詩發展演化的縱向研究還有許多尚待開掘探索的空間,值得學界去關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