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之詩常以專門之學入詩。由於學人之詩是由學人這種理性的主體所創作的，因而它在本質上就與古典詩學中最高的抒情理念不盡相同，當學人們進行詩歌創作時，一般都傾向於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融入詩歌意境的構造中，因而學人之詩可以看作是“學之別體”，是作為學人之學術研究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存在的。如金石專家翁方綱大量以金石考據內容入詩；孫星衍懂水利，作《再至東省過河漫各縣》談治水；程恩澤研究蠶桑，作《橡繭十詠》、《橡繭歌》。就具體詩句來說，黃遵憲如果沒有“地圓說”的學識，就吟不出“回頭望我地球圓”（《海行雜感》）的詩句；精通地誌學的譚嗣同吟出了“崤函羅半壁，秦晉界長河”（《出潼關渡河》）、“隔斷塵寰雲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崆峒》）的華章。植物學家胡先驌在《春日雜詩》（其二）中借鑒了他淵博的動植物學知識：“柳枝渲鵝黃，蟄蟲振初羽。橋下新綠生，江南三日雨。淡妝弄春姿，杏花如好女。夭桃初含苞，小鬣亦媚嫵。科鬥（蝌蚪）聚野水，老蛙鳴怒鼓。麥秀菜作花，生意滿場圃。荷蓑真可羨，田事趁晴煦。”這些詩不僅在內容上體現出學人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意識，而且寫得富於詩味。詩人“所誌惟在其意義，至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嚐一得門戶”，“不求甚解處多，所讀經史但以供詩文之料而不肯求通”（蔣湘南《遊藝錄》卷下），詩中用事用典，並不體現出精深的特點，例如錢鍾書先生曾說袁枚詩中也用禪語，但由於不好釋氏，或未深讀禪書，用釋事釋語歸用事用語，實不曾知禪理。而深於禪學的沈曾植的詩歌頻用佛典佛語，不但沒有生硬之感，反使人覺得“度材於絕去筆墨畦町者，以意為車兒，而以辭為轄”。故同樣是出於經籍，學人“其蓄之也厚，故其出之也富”；詩人“治經不過約其綱宗，撮其崖略，熏染其芳臭氣澤而已。若章句訓詁，固有所未暇及”，同為以學入詩，學人之詩中的學問不僅精深，而且“必有一個係統，決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識”；詩人之詩中的“學”不悉源流本末，未能精研深解，洞悉其長短精粗之所在，不過僅取性之所近者欣賞玩味受用之而已。蓋學人之詩用學，如春蠶作繭，絲緒接連不斷；詩人之詩用學，如蜻蜓點水，旋點旋飛。
學人“以六籍百氏葉典洞笈為之溉”，融通經學、玄學、佛學等思想內容以入詩，腹笥便便，取材於經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遼金史籍、醫藥、金石、篆刻，其詩歌有“彝鼎圖書之色澤”（《石遺室詩話》卷23），“根柢深厚，非徒事吟詠者所能驟及”。作詩講究功底識見、來曆出處。有時看上去是平常之語，以為是學人自造之語，如果詳細辨析，總可以找到它們的典籍源頭。如鄭珍之《抽厘哀》，全詩看似用淺語言俗事，卻引用了不少古代稅幣學識，但被化用得通俗易懂，幾乎不留用事用典的痕跡。詩人強調性情在詩歌中的根本作用，所謂“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詩……皆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遣詞造句不重出處來曆，而是極力追求字句在詩意中的新穎獨造，所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賈島《題詩後》），“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盧延讓《苦吟》）。
學人之詩“喜奧博不喜昌明，喜幽深不喜平直，喜含蓄不喜發露”，“其幽咽騷屑，繕性鞫情，如孤葩，空壑自嫮，土視粉黛”，“如調黃鍾，左韶右濩，如朝明堂，堯舜醺，譎往詭今”，“其辭未必盡文，而其旨遠於鄙倍；其意未必盡豪，而其心歸於和平；其情未必盡往複，而其性篤於忠愛”。學以為詩，融理入情，不務驚險之思，自有綿遠之韻，氣格深醇。詩人之詩激情澎湃，極悲喜之情，“博麗其詞，激昂其聲”，在味鮮、趣真、意新中表現詩人的情感、靈思和靈機。
四、對學人之詩的理解
“學人之詩”這一概念如同許多常用的概念一樣，由於人們在實際使用中的隨意性或“各取所需”，語義上的複雜多變或是相互矛盾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與其對學人之詩的概念進行條分縷析、強加界定，倒不如對這一概念容易產生的歧義和誤解進行辨析。理解和把握“學人之詩”要注意以下七個方麵：
（一）學人之詩首先必須是“詩”，然“詩”中又有“學”
這就要求學人之詩的創作主體必須“詩”、“學”兼顧，對學術和藝術有較強的協調融合能力。如果說一般詩人隻是承受一種來自現實的生存壓力，那麼學者詩人除此之外，還始終受到另一種來自內部的異己性力量的吞噬，即他的知識、才學、理性對他作詩所必需的感覺、靈感和直觀能力的威脅，故吳宓說：“學問成時性情亡。”學者詩人不僅不能像一般的詩人那樣崇尚感覺而排斥理性，相反還必須在兩者激烈的矛盾中去尋求一種看似不可能的統一。既要有“理”又要有“詩”，這就是學人之詩在其創作過程中始終纏結著的邏輯困境。也可以說，它們在學人之詩中是一種“合則兩全，離則兩傷”的結構關係。就“離則兩傷”的層麵而言，詩論家批評玄言詩“說山水則苞名理”，批評理學詩“無興底意思”，如果說前一種問題是因為知識多而影響個體與對象的直觀感性交流，那麼後一種則是由於學理化解了情感上的鬱積，因而也間接地取消了作詩所必需的衝動和激情。而在“合則兩全”的層麵上來講，在其中所生成的則正是康德所謂“既思維又直觀”的“理智直觀”，雖無法論證，卻是人之最高認識的機能。也可以說，如果詩人之感性與學者之理性結合好了，那麼不僅不會出現所謂的“理事隔截”，相反，在詩中還可以直接把握宇宙人生之最高真相，這是很多大詩人都夢寐以求的境界。當我們說“思維”與“直觀”之邏輯矛盾難以解決時，並不意味著在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它們在特殊的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個體身上可以實現和諧的統一。一直全神貫注於純粹知識對象的主體把目光轉向他一度冷漠的感性世界，則可為兩種在學人身上原本嚴重分離與相互對立的生命機能提供交流融合的現實基礎。
（二）學人之“學”與詩人之“詩”在同一主體身上實現統一
學人之“學”是傾向於理性的嚴謹學術，詩人之“詩”則是以直觀感性為基礎的抒情言誌的藝術，兩者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它們是如何在學者型詩人這一主體身上實現融合和統一的呢？對此，範罕在《蝸牛舍說詩新語》中作了較有說服力的辨析，他說：“今之學者以科學為職誌，科學雖是萬能，然未必能入詩。而真正精於科學者，亦必可轉而為詩人，其詩亦必奇工，可斷言者，所謂離開一步說話耳。如精於名數之學者，當其分別名實，考驗原代之時，其符號圈點之中，詩無一字可為立足之地。同一玄學也，彼之玄在刻意，而詩之玄在抒情，心理絕殊，詩不寓焉。但一旦脫離習縛，看花走馬，吟興忽生，則前此精刻過人之腦想，必盡量輸入於五七字中，而成為細組，其美亦必逾恒美，誰謂名數枯稿之學去詩遠耶！又如精於形氣物理等學者，當其試驗聲光之速率，水火之原行，詩不能占其時間之一刹那，空間之一隙罅。蓋物理之分量有定限，詩之分量無定限，手法不同，詩亦無與焉。苟使篤好此諸科之學者，暫置嚴密之心思，陶寫片時之愉適，則前此物情糾繞，試術變化，又必一一窮形盡相，輸之於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種灼麗燏煌之怪物，然則物理學家，一變而為詩人，可也。故在科學界談詩，即不當以詩為本位，而仍以科學為本位，於是有美術家之詩、政治家之詩、教育家之詩、哲學家之詩、物理家之詩、名數家之詩。”範罕這段話歸納起來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即做學問與寫詩是兩種本質不同的精神活動，前者“分量有定限”，後者“分量無定限”；做學問與寫詩不能同時發生，當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時，“詩無一字可為立足之地”；詩乃學人之餘事，學者在學術活動之外的閑暇時間，“吟興忽生”，“陶寫片時之愉適”，就會有意無意地把他們學術中的思想內容結合所觸之情景“輸之於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種灼麗燏煌之怪物”；“名數枯稿之學”去詩未遠，物理家可“一變而為詩人”，學人與詩人完全可以在同一主體身上實現統一。
（三）學人之詩與才人之詩、文人之詩、哲人之詩、儒者之詩的關係
才人之詩、文人之詩、哲人之詩、儒者之詩不能從“質”上形成一種相對獨立的風格特征，故不能與學人之詩或詩人之詩相對舉，它們往往是從詩歌質地的厚與薄、詩與文的融合、思想的深與淺、理與情的偏重而言的。當然有時是因為使用概念時不夠嚴謹，造成了這些概念的混用或張冠李戴。
“才人之詩，崇論宏議，馳騁縱橫，富贍標鮮，得之頃刻。然角勝於當場，則驚奇仰異；咀含於閑暇，則時過境非。譬之佛家，吞針咒水，怪變萬端，終屬小乘，不證如來大道”，“模範山水，觴詠花月，刻畫蟲鳥，陶寫比竹，其辭文而其旨未必深也，其意豪而其心未必廣也，其情往複而其性未必厚也”。才人之詩才情揮灑，內容上多為山水風月花鳥之詠，風格上浮華淺滑，非詩之正道，有偶得薄學之嫌。
“文人之詩”一般是指以文為詩而寫成的詩歌，如“退之（韓愈）好為文，詩似其文，退之詩非詩人之詩乃文人之詩也”，“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震河漢，可驚可快，必無複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劉辰翁《趙仲仁詩序》）。（有時文人之詩也指創作主體缺乏詩人的氣質，往往流為虛華浮誇，故“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詩作缺乏應有的氣格，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或是客套應酬，以文生情。）
“哲人之詩”往往是詩歌內容蘊涵著對宇宙人生的思考，對曆史時空的追索，如唐代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表現出對時光易逝、富貴無常、天命反側的沉思和闡發，與寫景抒情、風雲興會自是不同。
“儒者之詩”的提出與宋明理學的興盛不無關係，明孫承恩雲：“詩自三百篇後有儒者、詩人之分，儒者之詩主於明理，詩人之詩專於情。”朱鶴齡雲陶庵先生通曉“四子經義”，所作樂府“遠辭高義”，“真儒者之詩也”。可見“儒者之詩”偏重於義理，是與專於情的詩人之詩相對的詩歌。
錢謙益《顧麟士詩集序》中所說的“儒者之詩”（應指“學人之詩”），黃宗羲《後葦碧軒詩序》中所提的“文人之詩”（應指“學人之詩”），就屬於概念使用不夠嚴謹而造成概念模糊混用的情況。
學人之詩總體上排斥才人之詩，而親和儒者之詩和哲人之詩，喜歡文人之詩對傳統詩歌作適當的破體，以便引學入詩。
（四）學人之詩從詩藝上看並不優於詩人之詩
“學人詩人，努力的方向不同，並無高下之別。而在舊社會，一般文人卻懷有學人高出一籌的偏見”，“凡為詩文或其他創作，年少而有才情者皆可嶄露頭角，而為學人，則非窮年累月，勤學苦讀不為功”。故而有學人之詩高於詩人之詩之偏見，如南宋理學家張栻肯定“學者之詩”而鄙薄“詩人之詩”，“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張栻）。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卻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
其實學人與詩人用功各有所專，興趣各有所異，“長詞章者未必兼通考據，有得於心性之學者未必樂鑽故紙”。學人“嗣於經史、說文、考證之學嗜之日深，雖不廢吟詠，非所專習也”。作為學人的孫星衍就自歎不能兼有袁枚等詩人的性靈圓通，隻好遠離詩壇而入學苑，“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寫性靈。我覺千秋難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學人“經史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不工矣”，在詩藝上往往不及詩人，有的學人之詩具詩形而乏詩質，流於有韻的學術文章。典型的學人之詩，如果從藝術特征來看，並不見得就是最好的詩歌。他們所作的詩歌即使樸雅可喜，卻總有文辭晦拙蹇滯之憾。朱庭珍《筱園詩話》說：“朱竹君、翁覃溪北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翁以考據為詩，餖飣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為可厭。”徐珂《清稗類鈔》也說翁方綱詩“言言征實，亦非詩家正軌”。故陳衍說：“然不先為詩人之詩，而徑為學人之詩，往往終於學人，不到真詩人境界。蓋學問有餘，性情不足也。”（《石遺室詩話》卷14）
方南堂說：“學人之詩，博聞強識，好學深思，功力雖深，天分有限，未嚐不聲應律而舞合節，究之其勝人處，即其遜人處。譬之佛家，律門戒子，守死威儀，終是鈍根長老，安能一性圓明！”又說：“詩人之詩，心地空明，有絕人之智慧；意度高遠，無物類之牽纏。詩書名物，別有領會；山川花鳥，關我性情。信手拈來，言近旨遠，筆短意長，聆之聲希，咀之味永。此禪宗之心印，風雅之正傳也。”實是精辟之見。
（五）學人之詩引奧澀術語入詩是一種由誌趣而形成的用語定式
學人之詩中隨處可見的佶屈聱牙的文字、僻奧難明的學問典故交織在一起，必然在解讀方麵給讀者造成障礙。這是由於詩作的主體是埋首於經籍中的“讀書人”，他們的詩作必然具有如許特征。他們並不刻意以堆砌故實、賣弄學問、掉書袋為高，而是由於典籍讀得多、鑽得熟，自然奔注筆下，作者但喜其能確切達意，就隨手用了，即他們詩歌的奧衍深邃是他們學問大量積累、高度成熟的自然發露，經傳古訓、奇詞奧義在他們筆頭下自覺不自覺地信手拈來。學人讀學人之詩，“其蟄扶夐邁，如寒厲膚，煦認溫燠，如溽大酷，扇以涼清”，賞心悅目，輕鬆自如，但常人讀學人之詩則覺得晦澀難明，難以卒讀。正如胡先驌《海日樓詩集跋》所言：“先生（指沈曾植）視為常識者，他人鹹為生僻。其詩本清真，但以攟拾佛典頗多，遂為淺學所訾病。”可以說，學人之詩是一種具有密碼性質的“部落話語”，因而它本身就有拒絕異類讀者介入的封閉傾向，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解讀或領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