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針對王學造成明代學風澆漓痛心地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又說“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提倡“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製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力圖把務實經世的學風引入詩文創作之中。
黃宗羲認為：“多讀書，則詩不期而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其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隻從大家之詩章參句煉，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了。”這明顯是針對明代詩學學殖淺薄、徒事辭章之學而發的。他在《範用賓詩序》中意味深長地說：“詩之為詩，以空靈為主，無事於堆積脂粉。空靈非多讀書不可。”
王夫之在總結有明一代詩風時，深刻地指出空疏不學在詩歌領域的表現是：“如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既無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則更不須爾，但就措大家所誦時文‘之’、‘於’、‘其’、‘以’、‘靜’、‘淡’、‘歸’、‘懷’熟活字句湊泊將去，即已居然詞客……舉世悠悠，才不敏、學不充、思不精、情不屬者，十姓百家而皆是。”
朱彝尊大聲嗬斥竟陵派詩“專以空疏淺薄詭譎是尚，便於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矣”（《胡永叔詩序》）。“今之詩家，空疏淺薄，皆由嚴儀卿（羽）‘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致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楝亭詩序》）“詩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齋中讀書》）
對於“學”的問題，唐宋詩人固然從來不曾持過“不學”、“不屑學”的主張，可是也從未見過如清人那樣視“學”為詩的生命，把“學”提到不“學”無詩、不“學”亡詩的嚴重程度。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朱彝尊、毛奇齡等大家，都是開創一代學風的學人，又是積極倡導當時詩風的詩人。由於他們大力批判明代空疏不學之弊，大談讀書的重要性，主張詩以學問為根柢，為清代詩壇開創了一個新局麵。大批著名詩人也隨之呼應。錢澄之說：“不讀書，則詞不足以給意；不窮理，則意不足以役詞。”（《匏野集序》）杜浚說：“不讀書，則不但率易無詩，即苦思力索亦無詩也。”馮班說：“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學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王士禎說：“詩未有不能達而能工者，故唯達者能工。達也者，‘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則無不達矣。”“為詩須博取群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材於唐，未盡善也。”趙執信說，“詩人貴知學”，“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
總之，“明末清初以來詩學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注重詩人學問修養……如果我們把清初詩學領域裏的這種重學問傾向放到明末清初學術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中來看，可以發現，詩學領域裏的這種傾向與整個學術文化領域裏反省明代學術空疏之習，倡導博學於文的思潮是一致的”。
三、清朝統治者的“文治”政策和手段誘導著士人以典籍考據為詩
（一）統治者倡導以學為根柢的詩風
清朝統治者用武力征服了以漢人為主的明王朝，建立政權後，懲於元朝馬上得天下、複於馬上治天下的教訓，他們並不滿足於以武力征服中原，他們在文化上也要與漢族士大夫競爭，從文化心理上徹底征服漢族士人，以便更好地實行學漢以治漢的政策。
詩文化作為漢文化一個重要的環節，自然不會被清朝皇帝忽視。如果我們把清朝政權同蒙元政權作個比較，我們就不能不說清朝皇族興起的詩文化是一種特定的曆史現象，說到底，這是高明狡黠的滿族皇權集團疑懼漢人素持的“夷夏之防”觀念在心理上的陰影，推促著他們急遽糅合自信而又自怯、自大而又自卑的心態。要穩固入主中原後的政權，必須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時，迅速輔以“文治”來收攬壓服民心。推重“文治”，強調其與“武功”並重。詩作為心靈之窗，作為高層文化之一種，特別又與科舉文化密相複合，實在是變演風氣、製約心態的關鍵之環，足以帶動其他“文治”之事，在“文治”的長鏈中，控製住詩這一最敏捷、最靈動、最易導播的抒情文體，就製約、籠絡、消納了漢族士子心性，也就把握了一種主動性和控製權。愛新覺羅氏皇族在整個統治時期從未輕忽鬆動過對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化的控製力，在前期尤為突出。在康、雍、乾三朝即已建構成龐大的朝闕廟堂詩歌集群網絡，覆蓋麵極為廣闊，其所呈現的翰苑化、貴族化、禦用化風尚是空前的，隨之而鼓脹起的紗帽氣、縉紳氣同樣是空前的，詩文化也就達到了空前的盛況。
為了獲取漢族士人的認同感以鞏固統治，清朝皇帝對漢族文人視為身份象征的吟詩作賦津津樂道，清朝幾乎曆代皇帝都有詩，前期諸帝尤好詩，於政事之暇，筆耕不輟，以他們一代聖主的政治情懷及淵博的學識，留下了相當豐富的詩篇，“廟堂巨製，炳若日星，鴻博兩征，召試累舉。柏梁聯句，朝元歌詠，雅道既興，流飆斯廣”。清朝曆代皇帝都能作詩，其詩要宣揚皇威皇仁，欲作廊廟之音，必然要典雅和莊重，這就離不開從漢文化典籍中去尋找故實字句來裝扮潤飾，因而他們的詩歌也是學有根柢，不作泛泛的風雲月露之詞，體現出在學問陶冶下的質厚堂皇之狀。沈德潛說：“國朝聖聖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島內外，均沾德教。餘事做詩人者，不啻越之鎛、燕之函、秦之廬，夫人能為之也。”據徐珂《清稗類鈔》載：“高宗《禦製詩》五集，至十萬餘首。每一詩出，令儒臣注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嚐於《塞中雨獵》詩內用‘製’字，眾皆莫曉。上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盡讀《左傳》耶？’蓋用陳成子杖製以行也。又出《汙巵賦》試詞臣，眾皆誤為窳。上徐檢出，乃擬傅鹹《汙巵賦》也。彭文勤嚐進呈百韻排律，上讀之，曰某某出韻。後考之，信然。”
又據趙翼《簷曝雜記》雲乾隆皇帝於燕閑之時，“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朱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折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禦筆令注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翻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餘扈從木蘭時，讀禦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注雲‘製，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朱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身為皇帝，既要在一班文臣麵前賣弄詩詞裏的學問，又要考查詞臣的學問，於是上行下效，詩歌中以學問相高幾成一種風氣。
在清帝及宗室的帶動下，整個紗帽詩群都重學勤學。不論是內閣朝臣，還是外任督撫，他們不以功名累學，也不以政事廢學，成為當時詩壇博學之士的領袖人物，所謂“身履纓紱之路，而泊乎若忘；器蘊汪洋之波，而淵乎莫罄”。他們以學深質實的詩歌應承了朝廷主子博雅好文的風範，也為士人的以學為詩樹立了典範。
（二）軟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廣大詩人埋首於經籍章句之中
清代終其一朝，文網森嚴，文字獄不斷。上至最高統治者，下至趨迎幫凶，利用漢族士子的詩文大做文章，苛求字詞，刻意附會，捕風捉影，深文周納，株連無辜，備極陰毒。遭罪士子活者或杖斃，或絞死，死者則剖棺戮屍。子孫親戚抄家滅門，或發配充軍，或點配為奴，無不血雨腥風，慘不忍睹。尚未罹禍的士子們或彷徨失依，或進退維穀。於是一種前所少有的舊巢覆破、新枝難棲的惶惑、驚悸、幻滅、失落之感，伴隨憤激、悲慨、哀傷、寒苦等心緒，纏繞緊裹著南北各層麵的知識分子，從而更變著相對穩定的明代中葉以來士人群的文化心理結構。康、雍、乾三朝文網高張，空前的株連殺戮，進一步威逼劫持著幾代文化人的心靈，“士”的生氣活力被深深地戕傷，士人噤若寒蟬，“開口便觸忌諱”，“人人都有戒心”，於是絕口不提國事，轉而埋首於古籍的考訂與整理中，從而生發出一種別樣的華夏文化的氛圍，考據之學應運而興。學術一途由鼎革之際的經世致用逐漸轉入餖飣瑣碎的考訂細究，日積月累的故紙堆的鑽研從深層次上改變了文人的知識結構和審美趣味，訓詁考訂之學幾乎內化為一種思維模式。梁啟超說：“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胡蘊玉說：“乾、嘉之世，文網日密，而奇才異士，無以自見，爭言漢學，析辨異同，以注疏為文章，以考據為實學，瑣碎割裂，莫知大體。”陳衍也說：“康、乾間文字之獄既盛，浸假而各種考據之學勃然興起矣！然則各種考據之學，非自上之提倡使然。類之思想，必有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彼。康、乾間各種考據之學勃然興起者，蓋懲於文字之獄，不得不向此煩碎而遠於政治之一途發展，其勢使然也。”由雲龍說：“迨文字獄興，學者始鉗口結舌，遁於聲音考據之學。乾、嘉之際，雖詞章經術，飆起雲湧，但多摭拾細微，少言經世，苟以耗日力，明哲保身而已。”蔣寅也說：“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詞網羅天下名士，後屢開諸館，命編藝文類大書數十種，康熙五十二年（1713）戴名世案後，文網日峻，清學遂一變為乾嘉之學。”
清朝統治者除了對士人的肉體和精神進行摧折外，還輔以精神心靈上的麻醉和欺騙。為了表明自己的“稽古右文”、“優待士人”的文治政策，統治者拉攏一批文士編輯大型典籍，以此安排一些文士，免得他們流落民間，成為與朝廷對立的力量，這也是實行文化專製的一手。清朝編纂了一係列的大型書籍如《佩文樂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康熙字典》、《全唐詩》、《曆代題畫詩》、《曆代詠物詩》，修《明史》，後來編《古今圖書集成》，編刻“三通”——《通誌》、《通典》、《文獻通考》和續“三通”等，指不勝屈。直到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把古今所有書籍集為一編，搞了一個曠世未有的巨大“工程”，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子都被籠絡進去，授以四庫館纂修、編修、翰林院庶吉士頭銜。
這些別有用意的軟硬兼施的文化政策給包括廣大詩人在內的清代士人兩個導向：一是借以向世人顯示，隻要安心做學問且學有所成的人，都能為朝廷所用，做官享祿，光宗耀祖。二是不要談時政，埋頭於“好古”。於是經史、小學、金石、音韻、校勘、辨偽、輯佚、方誌、地理、譜牒、曆算等領域成為清代士人尋求獨善其身，躲開身心摧殘，揮灑生命精力的最佳場所，“束發就學，皓首窮經”。備受統治者關注的詩人自然同其他士人一道，被驅進這片狹小的天地中。文學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既然他們生活在這樣一片天地之中，詩歌內容日益脫離現實，以前詩歌所承載的政治功能被嚴重削弱，民胞物與的士人懷抱被掩抑斂藏，詩人轉而向典籍考據尋求詩材，所作出來的自然是晦澀難懂、學究味十足的學問詩，這也就難以責備詩人們漠視現實、忽略性情了。清代詩歌的學問化傾向不但響應了統治者“文治”的號召，而且是對“文治”背後所隱藏的恐怖作了文化人特有的屈服。繆鉞先生說，“一時代之詩，亦足以見一時代之心也”，此言得之矣。
四、試帖詩促使士子必須以學問為詩
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考恢複類似唐宋時的“試帖詩”，在鄉試、會試中加入五言八韻詩一題。此後各地“童試”須考五言六韻一首，生員例行歲考、科考以及考貢生、複試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韻一題加考。官韻隻限一字，所謂“得某字”，用平聲；詩內不許有重複的字；所出題目必有出處，或用經、史、子、集語，或用前人詩句。
清代科舉會試加五言八韻詩，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宣布廢除試帖詩，有清六代帝王142年之間舉行的67場會試（包括正科與恩科），詩題完整保存在《清秘述聞三種》中，這67場會試試帖詩考題除乾隆四十年（1775）的《燈右觀書，得風字》一題屬於帝王的隨意性命題外。
以經部為出處的詩題：《詩經》2次、《尚書》3次、《禮記》2次、《周易》1次、《春秋》1次、《中庸》1次、《論語》1次、兼用《詩經》和《論語》1次。
以史部為出處的詩題：《國語》、《晏子春秋》、《春秋》、《漢書》、《舊唐書》、《呂氏春秋》、《左傳》、《史記》、《後漢書》各1次。
以子部為出處的詩題中除《鄧析子》、劉向《說苑》各兩次外，李斯《諫逐客書》、葛洪《抱樸子》、王充《論衡》、張君房《雲笈七簽》、《管子》、《太平禦覽》各1次。從中可看出，子書數量繁多，內容龐雜，許多書不在士子基本閱讀範圍之中。雖然這10道詩題所討論的內容很普通，但如果知識麵過於狹窄，考場上很可能睹試題而不知其出處，也就很難把詩作得熨帖得體。
以集部為出處的詩題：乾隆年間3道題，詩、賦、駢文各居1題，均為中唐之前的作品。嘉慶年間7道題，四詩二賦一文，詩賦出處為漢魏六朝至初唐人作品，一文出自《朱子》。道光年間6道題，均出自詩歌，其中以宋人詩歌為多，這是嘉、道以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命題傾向。鹹豐年間3道題，皆出詩作。同治年間6科會試，詩題皆出集部，除了2道題出自宋代呂公著《進十事·無逸》奏折，其餘全出自詩歌。光緒年間10道題，均出自唐、宋人詩作。
清代科考重視把詩題出處列為試帖詩的潛在考核項目。比較清代試帖詩的六代，乾隆年間會試詩題出處最為廣泛。乾隆帝在清代帝王中堪稱博雅，平日作詩好用廋辭僻典，且以考問侍從文臣為樂事。會試命題既是高宗自炫淵博學識的一個機會，亦是借科舉之力影響廣大學子博學好求的一種方式。
乾隆帝恢複中斷了七百年的試帖詩科考，將科舉功利重新引入詩的領域，科考指揮棒直接刺激了士子們博覽群書的興趣，其主要目的當然是實行文化統治、鉗製才思的特定需要，但改變了明代詩歌的無功利化狀況，使得詩歌幾乎取得了與八股文一樣的地位，詩歌被堂而皇之地端上了廣大士人學子的書桌，再也不用躲躲閃閃了。清代詩歌的繁盛與此是有很大關係的。而考題必有出處，或是經、史、子、集語，或是前人詩句，無疑加重了詩歌學問知識的含量，作好詩必須以博覽群書為前提，必須講究根柢。八股文、試帖詩都講求嚴格的對仗，而講求對仗必須先對每個字的字義、讀音、四聲、詞性等各方麵皆有確切掌握，這是文字上的紮實基礎，同時還要進一步掌握活用典故的本領。
試帖詩實施於科舉考試，乃是詩壇紗帽氣和學究氣進一步流延彙合的一個關鍵性契機，它刺激和逼迫了廣大學子必須浸淫於經、史、子、集四部之中，廣泛涉獵，才不會對試題茫然不知所出，以免作答時牛頭不對馬嘴，功利化因素誘導著清代詩歌走上學問化之路。嚴迪昌先生在分析翁方綱“肌理說”詩學觀的時代背景時就指出：“把詩與考據訓詁並視為一，抹煞詩歌的抒情特質……恰恰是順應‘試帖詩’重行的孿生形態。”
還要補充的是，清代詩學興盛，同清王朝實行博學鴻詞選拔製度也有一定的關係。清代學者兼詩人鄭梁就指出：
三四十年來，士人之沒溺於科舉者，不知何故，以詩為厲禁，父兄師友，搖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識平平仄仄為何物。當此之時，詩學幾亡。戊午、乙未之間，天子命內外臣工各舉博學之儒，進之於廷，而親試之以詩賦。其中選者為翰林院編修、檢討，否亦優賜品服而歸。一時海內榮之，鹹共歎息以為作詩之效。於是攘臂而起，倡和紛然，幾於家李、杜而戶岑、王矣。
鄭梁此文作於庚申年，前此一年即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試題為詩、賦各一篇，賦題為《璿璣玉衡賦》，詩題為《省耕詩》，體裁限五言排律二十韻。不考策論而考詩賦，與宋代以還的進士試不同，倒與唐時的進士科相近了。因此，當時讀書人受此鼓舞而潛心於詩賦。又其晚年所作《四明四友詩序》中亦雲：“自鴻博之途一開，邀榮競利之徒，始有誇聲律，以取妍當事。”
五、清詩壇坫為學人所把持
在清代學風興盛這一文化氛圍的熏陶下，清代儒林與文苑的融合，詩人的學人化比以前任何一個朝代都明顯，“學人與詩人二而一之”。翻開《清詩紀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學人參與詩歌創作和詩學研究的忙碌身影。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載江、浙兩地的漢學家幾乎皆通詩文，且有詩文集、論詩專著傳世。王昶《湖海詩話》中為清六百餘名詩人立傳，覃精經史者不下百人。
清代學人兼詩人的成員中，相當一部分要麼是朝廷館閣之臣，要麼是都撫重員，他們憑借自己精深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了他們在清代詩壇上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代詩學趨近於“通經汲古之學”（錢謙益《答山陰徐伯調書》），強調詩歌要根源於經史之學，清代詩歌走向了以學為詩的學人之詩的道路。也有一些是學術大師，通過學派的推重、師承關係的流傳，在詩壇上挾他們的學名之重。清詩壇坫逐漸為學人所操持，他們或累掌文衡，或為士林耆宿。
清代詩歌總體上呈現出學人之詩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代詩歌的主體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名重學深的學人，也許他們在數量上不占優勢，但他們有政治精英和學術權輿的社會地位，影響大大超過數量眾多的詩人，他們在清詩壇上是“輿論領袖”，有很大的話語權。
清初為樸學的啟蒙階段。遺老名儒，越在草莽，砥礪名節，恥事新朝，相率刊落聲華，專治樸學。懲明儒之空疏無用，其讀書以通大義為先，唯求經世之務，因痛宗社之變，則好研究古今史跡成敗、地理山川阨塞，以為匡複之圖。因讀古書欲求真解，則好研究訓詁名物典章製度諸學，而從事考證。凡斯諸端，實開清代樸學之風。事學之餘，心胸鬱塞，匡救扶危之心，學術經世之誌，發之於詩。清代學者作詩兼談詩的風氣，至此已開。樸學對詩學的影響，除了以樸學具體學識入詩，還將樸學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滲透到詩學中。這一時期，成就較大的學者型詩家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朱彝尊、毛奇齡等。
清中葉乾隆、嘉慶時期，樸學進入全盛期，詩學也極為繁盛。樸學首推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派以戴震為首。承吳、皖兩派之餘緒，在揚州發揚光大的有王念孫、王引之、阮元、焦循輩，稱為揚學；在浙東，繼黃梨洲、萬斯同的史學大業，卓然有建樹的有全祖望（乾隆元年被薦舉博學鴻詞，同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章學誠（曾援授國子監典籍，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等，可稱浙學。
吳派是諸派中參與清詩壇活動最多的一個流派。吳派宗師惠棟曾為清詩壇一代正宗王漁洋著作作注，撰成《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24卷，極為精審。他還為一些詩話作序，如趙執信《聲調譜》之序。惠棟與當時詩壇盟主沈德潛共同執教於吳中的紫陽書院，一起培養了大批既治經術又通辭章的吳中才子，形成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吳中學者詩人群。當時四方名流，鴻儒騷客，皆往來吳下，或拏舟過訪，或講席書院，詩酒流連，文風鼎盛，成儒林文苑之盛事。這些學者中詩學有較大影響的有王昶、洪亮吉、錢大昕等。
除吳、皖、浙、揚四派以外，清中葉還有一些著名的學者型詩家，如翁方綱（後有詳論）、趙翼、紀昀、梁章等。
這一時期，學者型詩人還有李調元（曾官考官司員外郎）、朱筠（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安徽學政）等。
晚清樸學的規模氣象已大不如清中葉，是樸學的衰變期。這一時期操持詩壇的“舊式”學者有程恩澤、祁雋藻、鄭珍、莫友芝、何紹基、沈曾植等人；“新式”學者有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人。
由於詩壇為學人所主持，故當時主流的詩學觀非常注重詩歌根柢於學問，“論詩也以取材博者為尚”。他們論詩與學問的關係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不謀而合，如“今之詩家空疏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啟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詩篇雖小技，其源非經史。必也儲萬卷，始足供驅使。”“夫詩尚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不可一字無來曆矣……《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為詩也哉？”“夫煔，屋材也；書，詩材也。屋材富，而杗瘤桴桷，施之無所不宜；詩材富，而意以為匠，神以為斤，則大篇短章，均擅其勝。”他們以書為詩材，以學問為中心來評定詩歌的價值，以學人之詩高於詩人之詩。當然清代學人論詩以學問相高所帶來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
學人們精湛的學術研究和典籍整理，一方麵融會貫通於他們的詩歌之中，大量資之以為詩，少有“風雲露月之詞”、“儉腹谘嗟之吟”；另一方麵又使他們“囿於漢學家見地。必考證尊於詞章，而後能使詞章體尊”，詩歌過多地注重學問的闡釋、字句的來曆、格律的得失，太厚重質實，忽視了詩歌空靈圓潤的藝術特征。特別是大量以金石考據入詩，可以說是以才學為詩、以學問為詩的極致，許多詩歌具詩形而乏詩質，流於有韻的學術文章，“讀之令人不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