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對宋人以學為詩一路的創作，自嚴羽至明代批評家皆以否定性的指責為主，宋詩處於被貶抑的地位，而重根柢學問的清人對鑿空議論的明人總體上持批評的態度，自然會抬高以學為詩的宋詩。雖然有些詩人取宗杜甫、韓愈，更多的詩人則是直接宗蘇、黃。如果說明人維護並強化了唐詩的傳統，那麼清人則是最終發現並高度肯定宋詩的價值，極大地提升了宋詩在中國詩歌傳統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詩重學識，宗宋者多為學者。宗宋詩派大體經曆了五個時期，從清初錢謙益、黃宗羲提倡宋詩算起，康熙時期以吳之振、田雯、汪懋麟等為代表，乾、嘉時期以杭世駿、厲鶚為代表的浙派和以錢載為代表的秀水派，道、鹹時期以程恩澤、祁雋藻、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為代表的宋詩派，同、光時期以陳衍、沈曾植、陳三立、鄭孝胥為代表的“同光體”派，一代又一代，看不出有明顯的衰微之相——它順應了清代濃厚的文化學術氛圍。
清代宗宋詩派標舉學問根柢，肯定以學問為詩，主張學問與性情合一，學人與詩人合一，體現出清代理性主義的詩歌美學趨向，“故示以宋人之詩，非讀書多、學力厚不易成章”。它的思想實質在於以考據求義理、治經史而探本原，將樸學的求是精神和考據手段輸入詩歌創作之中，並作為衡量詩歌價值的標準。宋詩派雖然在話語形式上主張詩與學合一、性情與學問合一、文辭與考據合一、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合一，實際上合一論中有重點論，偏倚於學問、考據、學人之詩的一麵。學問第一，性情第二；經義為本，詩藝為輔。
清代宗宋詩派強調學力對詩歌創作的決定性作用，以學問根柢、考辨功力來衡人品詩，不知不覺地把樸學家的重征實的觀念引入詩學價值論中，力倡以經術考據入詩，把治經的精神和方法輸入詩歌創作而形成學問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漢代以經學取代文學之路的回複，透露出學問至上的優勢心理和詩為學作的文學工具觀，講求質實、厚重而排斥神韻、空靈，以博學慎思能力和征稽考辨能力代替審美感悟力和藝術想象力，以智性之光遮蔽性靈之光，導致清代許多詩歌演變成學問詩，以學識功底製勝，不憚屑屑征引，孜孜求證，以考據性詩材詩料等同於詩境詩味，這是詩的一種異化，表現出非審美的傾向。何紹基曾指出考據之風對清代詩歌的負麵影響：“考據之學，往往於文筆有妨，因不從道理識見上用心，而徒務鉤稽瑣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則聖賢真意不出，自家靈光亦閉矣。”重學問而輕才情，重理義而輕情趣的詩歌，究非本色當行。
在從事詩學研究、尊崇宋詩審美傳統的清代士人中，學人的數量遠遠超過了一般詩人。
第二節 清詩學問化被強化的原因
中國古典詩歌的學問化從詩歌進入個人創作時期就開始了，並形成一個持續性過程。到清代，古典詩歌學問化嘽緩之音終彙成一代響調——學問化成為清詩的一個主要特征。
《文心雕龍·時序》篇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一個時代的文風必然受其所處時代“世情”、“時序”等社會環境的影響。丹納說：“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的概況。這是藝術品最後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巴赫金說：“每一種文學現象（如同任何意識形態現象一樣）同時既是從外部，也是從內部被決定。從內部——由文學本身所決定；從外部——由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所決定。不過文學作品從內部被決定的同時，也從外部被決定，因為決定它的文學本身整個的是由外部決定的。而從外部被決定的同時，它也從內部被決定，因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為具有獨特性和同整個文學情況發生聯係（而不是在聯係之外）的文學作品來決定的。這樣，內在的東西原來是外在的，反之亦然。”清詩學問化傾向超出先前任何一個朝代，除了戰亂結束、國家統一、政局穩定、經濟恢複而帶來了文化的複蘇和繁榮等環境背景外，主要還應從與詩歌緊密相關的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以及古典詩歌自身發展到了爛熟而無法再有新的藝術空間可供拓展，必然會走學問化的道路等內部因素來考慮。
一、以學問見長是古典詩歌發展到最後的必然選擇
“凡一種文學體裁之演變，大抵初起時多渾成自然、生新活潑，其後漸重技術，漸重雕琢，以人工掩天機，遂流為匠氣。”可以說古典詩歌一開始就潛藏暗伏地沿著學問化方向在演變，清詩作為古典詩歌的最後一個階段，無疑是古典詩歌學問化之路的終極，必然會負載曆代積累而成的知識文化，呈現出性情化相對弱化而學問化愈顯強勢的臃腫病態。
魯迅先生說過：“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以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唐代是近體律絕各體形成的時代，基本形式體製已無可發展。但還有人想翻新出奇，這就是在詩壇上不甘寂寞的宋人。他們經過廣泛的探索與實踐，在詩歌的題材內容、風格意蘊、表現手法等方麵變化出新，宋代詩壇的大家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正是“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在極高的起點之上，苦心孤詣，終於推出宋詩並與唐詩雙峰並峙，各領風騷，不能不為後人所稱道。翁方綱說：“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為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為唐賢占盡，即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在翁方綱看來，唐詩在意境表現方麵已占據了最高點，所以宋人不可能在這方麵與唐人爭長。宋詩不以意境見長，而以義理、學問、論事見長。從宋詩中可以見出宋代的政治、經濟、道德、學術等各個方麵的內容，這些內容有許多為史傳所不載，因而可以作考據的資料。這是嚴羽所言“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滄浪詩話·詩辨》）的注腳。
緊跟唐詩以後所形成的宋詩這一高峰，更增加了古典詩歌超越創新的難度，所以明代的胡應麟說“東京後無詩矣”。清人趙翼說“好詩多被古人先”，“古來好詩本有數，可奈前人都占去”，“恨不奮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蔣士銓更是說“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辯詩》）。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說：“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當然詩歌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不過前人占領的疆域愈廣，繼承者要開拓版圖，就得準備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遼遠，否則，他至多是一個守成之主，不能算廣大前業之君。”事實也是這樣，元、明兩代詩人刻意要甩開宋人，但他們遠離了宋詩的範囿，卻在唐詩的藩籬中晃悠，結果成就不高，跟在唐人後麵輾轉。尤其是明人受嚴羽“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誌須高；以漢魏、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之論的影響，加上漢族統治的恢複激起了明代文人對漢唐盛世熾熱的渴望，在文化層麵，體現為複古思潮的泛濫；在詩歌領域，表現為對盛唐詩歌的無限景仰與逼真模擬。縱觀有明一代，宗唐之風占絕對優勢，宋詩則置於被委棄的角落，即便有人偶爾提及，也不過是一片嘈雜聲掩蓋下的一聲無力的嗡嗡聲而已。清人要在唐宋以後再在詩壇開辟疆域自然非是易事，無疑需要比唐、宋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沒有高度的文化修養和藝術天才很難取得成功。古典詩歌在唐宋兩代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給清代詩人力圖創新造成了不利條件。因此對清代詩人的每一寸新進展，所開拓的新的空間都不能低估其價值。
聞一多先生曾說：“我們隻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謂的掙紮。每一掙紮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紮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兩千年的工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聞先生的這段話須作三點來看：一是從唐詩到宋詩，由“以豐神情韻見長”到“以風骨思想見勝”，從“工於言情，美在情辭”到“長於說理，美在風骨”。由於唐宋各有獨到的勝處，因而形成詩史上雙峰並峙的局麵。二是聞先生同情明清詩歌要開拓新局麵之難，尤其是清代詩歌，時代留給清人在詩歌領域創新的空間幾乎是微乎其微了，所以即使如葉燮所批評的“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之句近乎唐者一切摒棄而不為，務趨於奧僻，以險怪相尚，目為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同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於澀，真足大敗人意”，清人取徑再偏、再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三是聞先生認為明清兩代詩人所做的工夫是無謂的掙紮，他雖然看到了明詩的不足，但是沒領悟到清詩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壓軸之戲，真可謂好戲還在後頭，清人最終唱出了自己在詩壇上的聲音。他們是在“掙紮”，但他們的“掙紮”“有味”、“有益”且富有成果。
明代詩壇流派紛呈，明人實際上也在力圖對中國古典詩歌作全麵開拓，試圖開掘出古典詩壇可供拓展的角落空間。結果“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為唐賢占盡”，無論是台閣體派，還是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都沒有成功。事實上繼宋以後詩壇有三條路可以選擇，一是祧宋複唐，明七子嚐試了這條路，結果是唐詩已沒有可供再開墾的空間，他們跟在唐人的屁股後轉，隻學到唐人的皮毛，所作之詩竟成優孟衣冠，隻能以假唐詩目之。二是什麼都不學，率意而作，明公安派和性靈派試著走了這條路，“心靈無涯，搜之愈出”，隻憑慧心獨行，結果師心而妄，不是“俚俗”就是“僻澀”。還有一條路是接著宋人還沒走完的路繼續走，清人吸取明人的教訓之後，選擇了這條路。
從唐詩到宋詩，由“以豐神情韻擅長”到“以筋骨思理見勝”。唐詩的“豐神情韻”其實是積累了從西周到唐代兩千多年的詩學精髓，唐詩確實已沒有留下太多可供拓展的空間。唯有宋詩的“筋骨思理”才經過三百多年的積累，自然有可供開墾的町畦。“由情趣到理趣，宋人已經這樣做了。但宋人的理隻是玄學家與理學家的理，邵雍、朱熹大抵如此。另一些由讀書或觀物時感覺到的事理，王安石、蘇軾的言理大多如此……（但他們）思想不夠活潑，學問不夠堅實，詩料不夠豐富。”清人看出了其中可供開墾的大空間，於是詩歌根柢於學，大量引學入詩成為有清一代詩壇的風尚。
整個有清一代，盡管存在著唐、宋詩之爭，但宗宋傾向更多，從清初錢謙益、黃宗羲、朱彝尊（晚期）、吳之振、查慎行，到清中葉的杭世駿、厲鶚、錢載、翁方綱，到晚清的程恩澤、祁雋藻、何紹基、鄭珍，再到晚清的陳衍、陳三立、沈曾植，其詩歌藝術取向都是宗宋的。與其說他們崇宋宗宋，倒不如說他們看著自己在豐神情韻方麵無法達到唐人的高度，唯有宋人開創的以學為詩這條路還可以走下去，還可走得很遠，於是被“逼”得隻能選定了這條路走。以學問為詩可以說是清人不得已而為之的製勝之道，所謂“竹垞以經解為韻語，趙甌北以史論為韻語，翁覃溪以考據金石為韻語，雖各逞所長，要以古人無體不備，不得不另辟町畦耳”。錢仲聯先生說：“中國詩歌發展到清代，前麵已有從《詩經》到漢魏六朝、唐宋這樣悠久豐富的傳統，欲想另辟蹊徑、再造天地，就非要具備厚實的學識與廣博的藝術修養不可，這是古典詩歌發展的大趨勢，也是清詩發展的必由之路。”指出了清詩以學問見長是古典詩歌圓熟後要求得新生的必然途徑。
宋代詩人中，許多大家、名家既是詩人又是學者，他們以才學為詩成為一代詩壇風氣。清代詩人繼承並發揚了宋人這一特點。顧炎武等人提倡經世之學，風氣所及，莫不重學。錢謙益、吳偉業、朱彝尊及王士禎等無不積學為寶，深刻地認識到“詩”與“學”的關係。清代率先提倡宋詩的錢謙益，人們盛讚他“才大學博”（王應奎《柳南詩文鈔·西橋小集序》）。朱彝尊“中年以後，學問愈博”，便“泛濫北宋”（《清史列傳》卷71）。提倡宋詩的汪琬曾這樣明確地指出：“唐詩以杜子美為大家，宋詩以蘇子瞻、陸務觀為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學贍，氣俊而詞偉，雖片言隻句，往往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使讀者爽然而覺，躍然而興，固非餖飣雕畫者所得仿佛其萬一也！”他本人“平生穿穴經史，議論俱有根柢，雖被其齕者，終稱許焉”。他的學生惠周惕是吳派漢學家，其詩“出於學人，彌覺雋永”。翁方綱以宋人為榜樣，“研理日精，觀書日富”，“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陸廷樞《複初齋詩集序》）。
學問已成為清代詩人們自覺一致的追求。如果說唐詩的傾向是詩人之詩，宋詩的傾向是文人之詩，那麼清詩的傾向則是學人之詩。
二、清代士人對明代詩壇的反省
明代詩歌處於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曆程中一個相對疲軟的階段。清初吳喬認為明代詩歌弊於三個方麵，“一壞於洪武十七年定製八股時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壞於李夢陽倡複古學，而不原本於六藝，其失也俗；三壞於王守仁講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為禁，其失也虛”。筆者認為吳氏確能點出明代詩壇之弊。
中國的文化是政治型文化，中國士人受“學而優則仕”觀念的影響，對政治、功業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知識分子通過“學”而“入仕”從而達到“入世”的目的，為“人君”所用，發揮自己的才幹，同時也享受功名利祿帶來的安逸與名譽。
從詩歌發展史來看，能體認詩文化的政治性和功利性的時代，往往是詩歌振奮的時代。唐代以詩賦取士，作詩是士人們取得功名的必要能力之一，所以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吳喬說：“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為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況今日乎！”唐及北宋時代，由於詩歌能夠給人帶來實際的利益，所以受到重視。但自南宋以後，由於詩歌沒有這種功能了，所以詩歌不再受世人甚至士人的重視。
明代科考主時文而摒詩歌對詩壇負麵影響很大，科場隻重時文，時文能夠給人帶來實際的利益，但詩歌卻不能，詩歌失去了實際的功利作用，因而在世人心目中作得再好的詩歌也是無用的東西。年輕人習八股文被看作正道，習詩則被看作歧途，常常受到家長的反對。施閏章《汪舟次詩序》雲：“嚐見前輩言，隆、萬之間，學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辭，則或以為廢業；比其誌得意滿，稍涉聲律，餘力所成，無複撿括。”士人們都致力於舉業，從事於詩文就被看作是荒廢學業，隻是到中了科舉以後，才開始作詩，但已是年老餘力，率意而為，一般成就不大。陳子龍稱其少時喜讀李夢陽、王世貞詩文，想學作詩，但已是年老餘力，率意而為，一般成就不大，但是，“是時方有父師之嚴，日治經生言。至子夜人定，則取樂府、古詩擬之”。白天受家長、老師的嚴厲管束，學習舉業，不敢作詩，隻有在夜深人靜時偷偷作之，作詩如同作賊，可見明代詩歌地位之低。馮班雲：“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嚐不長歎也，不讀詩書，雲妨於舉業也。”明代士人回憶少時學詩時說：“昔予之為詩也，裏中父老輒譙讓之，其見仇者則大喜曰：夫詩者，因能貧人賤人者也。若人而詩，吾知其長貧且賤矣。及遇親厚者，則又痛惜之。以故吾之為詩也，非惟不令人知也，並不令婦知。旦日，婦從門屏視餘之側弁而哦，若有類於為詩也，則詬厲隨焉，甚且至於涕泣。蓋舉平生之偃蹇不第、幽憂愁苦而不免於饑寒，而皆歸咎於詩之為也。”在明世人的心目中，作詩是與貧賤聯係在一起的，所以人們看見仇人作詩就高興，見到親朋好友作詩就痛惜。正因為如此，徐氏作詩不僅不敢讓外人知道，甚至連自己的妻子也不敢讓她知道。而妻子一旦窺見他有作詩的樣子，便詬罵相加，甚至痛哭流涕。如果不讀到這段文字，我們簡直無法想象詩歌在明世人心目中竟會淪落到這種地步，有人甚至說：“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當服上刑。”
近人胡蘊玉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明興，以八股取士，而文學遂衰。一時講學之徒，高談德性，恥言文章。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進襲宋、元之糟粕。而製科諸公，雖倡言文體，然而伏幾麵牆，困守帖括，文不征實，語多蹈虛，以講章為聖經，經類書為賢傳。統觀二百七十餘年間，論學之書，既繁蕪而瑣碎；應試之作，又譾陋而空疏。而一時號為能文者，或以摹仿擅長，或以趨時取巧……效仿得古人之皮毛，揣摹窺主司之好尚，論者謂科舉盛而文學衰，殆其然乎！”張宗祥說明代“聰明才智之士，盡為製藝試帖所牢籠，目文章為古文雜作，目學問為雜學外道，故汩沒於代聖立言之八股，翦裁工麗之五言八韻中，而文學遂不可問也”。
由此看來，明代士人舍詩歌而趨時文並非是興趣使然，博取科名、養家糊口、光宗耀祖的功利性和世人對詩歌的價值觀使得他們不得不忍痛割愛，日攻舉業時文，詩歌不為所重。毛奇齡說：“當明崇禎間，訪友來杭，人士紛紛多以藝文往來，每通刺後，必出所鐫文互相質詢，顧未嚐及於詩也。即偶以詩及之，必謝去。”士人們見麵，互相商榷的是舉業文，而不是論詩歌，即便偶爾有人談及詩歌，其他人也不願意談論，詩歌在士人中備遭冷落。毛奇齡又說：“崇禎之末，言帖括者詩不工，然亦無正言詩者。”正因為詩歌在世人心目中是無用之物，士人也不重視之。
明代士人即使學詩，或在中科舉之後，或在舉業無望以後，學詩也隻是為了應酬而已。吳喬說：“詩壞於明，而明詩又壞於應酬。朋友為五倫之一，既為詩人，安可無贈言……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為事。唐人專心於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屍居餘氣，專為應酬而學詩，學成亦不過為人事之用，舍二李（李夢陽、李攀龍）何適矣！”吳喬認為明人學詩的目的是為了應酬，七子派詩歌之所以風行於世，是因為他們的詩歌“易成而悅目”，適於應酬。這種說法雖不免有過激之處，但也指出了明人以詩歌為應酬之工具的事實。
詩歌上不能為統治者所用，下不能為世人所重，而隻是應酬的工具。故有明一代詩歌可說是士人以微餘之力事之，為應酬而作。這樣的詩歌，不可能學力深厚，也不可能在詩歌領域內有大的創獲。
明代詩學空疏的另一個原因是受心學的影響。明代中期以來，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受到了王陽明心學的挑戰。心學吸收了禪學佛性人人具足的思想，認為良知為人心所固有，圓滿自足。儒家經典之於心學就像佛經之於禪學——既然佛性人人自足本具，成佛的依據在於個人自身，佛經對於成佛就不是必需的；從眾生都具佛性而言，人人都是潛在的佛，那麼對於心學來說，良知人人自足本具，成聖的根據就在於個人內心，儒家經典對於成聖就不是必需的，不讀儒家經典也都可能成為聖人，故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聖心都可自成於心，詩歌自然可以師心而成。心學為晚明詩人輕學提供了學理依據。當心學發展到晚明王學左派，這種師心而妄的思想成為異端思潮的一部分。王學左派為士人輕視典籍、學無根柢做足了理論上的鋪墊。李贄無疑是受異端思想影響最大的人物，李贄從“心學良知本有自足”的基本命題出發，反對儒家經典對人精神的內在束縛，對聖人與經典抱以嘲弄與輕蔑的態度。朱國楨《湧幢小品》稱士人“全不讀《四書》、《五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
受王學左派影響，有明一代學風澆漓，士人習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這實是明代尤其是晚明詩學學殖淺薄，俚俗率易一個深層次的原因。
從明中葉詩人計起，除了王世貞和楊慎等人之外，共同的缺點就是學識淺薄或空疏不學，“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七子派耽於格調模擬，公安派陶醉於師心非古，竟陵派偏嗜枯偏荒僻。他們或以詩學詩，學得窄而淺，或不學為詩，師心而妄。明七子高談漢、魏、盛唐，號召人們不讀唐以後書。這一主張實際是對嚴羽《滄浪詩話》的誤解，嚴羽《滄浪詩話》雲，“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並以為“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七子對嚴羽詩論作斷章取義的理解，沒有深刻體會到詩與學問的關係，體現在詩作裏，就是學力孱弱，如被視為才高一世的李夢陽，其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掛略，不一而足”。到公安、竟陵二派橫行詩壇的時候，也正是陽明末流狂禪泛濫的時候。公安派信奉李贄“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童心說》）之說，並推波助瀾，袁宏道說：“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敘陳正甫會心集》）竟陵派鍾惺於《詩歸》序文中強調“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這也是一種妙悟說，把詩歌縮小在狹窄的境界內，與“詩有別趣，非關學也”的片麵理解並無異致。
經過明代眾多流派的一番闖蕩，留給清代詩人的反省是必須力戒虛浮，尊經複古，務實好學。曆史的教訓極端沉痛，清代士人認為明代詩壇“無一人具真才實學以副之者”，必須“徐徐以經術實之也”（翁方綱《神韻論下》）。對“不根”、“不學”的詆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代詩壇趨近於“通經汲古之學”（錢謙益《答山陰徐伯調書》），強調詩歌要根柢於學，清代詩歌呈現出明顯的以學問為詩的特征，走向了學人之詩的道路。
作為清代詩壇“四海宗盟五十年”的錢謙益，猛烈抨擊七子派和竟陵派不務經史之學，學殖淺薄：“正、嘉以還，以剿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為迂。萬曆之季，以謬妄無稽相誇，而士以讀書為諱。馴至於今，俗學晦蒙，謬種膠結，胥天下為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又說：“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與百年以來學問之謬種，浸淫於世運，熏結於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於此極也。”因此他以挽救詩壇頹風為己任，“仆以孤生聞，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海內驚噪，以為希有，而不知其郵傳古昔，非敢創獲以嘩世也”。提出詩文須“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學”與“詩”就這樣在一代詩壇耆宿那裏得到了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