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繁盛學術影響下的清代詩壇
學術發展到清代，“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經、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極為繁盛而集大成，“有清一代，為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各種學術都很發皇，有人說，清代的文化，是以前中國舊文化的總結束，以前所有種種的東西，在那時無不一一重現，這句話實在是很確適的”。
劉成禺指出：“有清一代，經史、詞章、訓詁、考訂各種有用之學，名家蔚起，冠絕前朝，皆從事學問，……論其原因：一、繼承家學，如二錢、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師承，讀《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等書自知。自明末黃梨洲、顧炎武、李二曲、王船山四大儒出，學術風尚，煥然大變。其後如徐健庵、王貽上、朱竹君、翁覃溪、阮芸台、曾滌生，皆能提進學者，建樹學宗。雖鹹豐以至光緒中葉，人崇墨卷，士不讀書，而研究實學之風，仍遍於全國。”其說出了清代學術之盛的一些原因。
徐珂《清稗類鈔》更加全麵詳細地總結了清代學術繁盛的原因：“愛新覺羅氏自太祖肇基東土，至世祖入主中夏，傳十帝，曆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學（注：泛指學術文化，非狹義之文學，以下同）之盛，所以軼明超元，上駕宋唐，追蹤兩漢者，蓋有六大原因焉。一、由於開國之初，創製滿洲文字，譯述漢人典籍，而滿人之文化開。二、由於信任漢人，用範文程之議，特選士於盛京，而漢人之文教行。三、由於入關以後，一時文學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遺老，即世祖、聖祖兩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學宏詞科諸人，其人以理學、經學、史學、詩詞、駢散文名家者，亦率為明代所遺，而孫奇逢、顧炎武諸儒隱匿山林，又複勤於撰著，模範後學。四、由於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聖祖尤聰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風。五、由於詔韶天下設立書院，作育人才。六、由於府廣儲書籍，並建七閣分貯，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學，至是而遂極其盛也。”
清代學術極盛，當然還有國家統一、疆域寬廣、經濟繁榮、政治相對穩定等原因。從學術文化本身來說，中國傳統學術自身的發展，經過了兩三千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已到了加以總結的時候，清代學術正好處於繼往開來的關捩點上。
清代深厚的學術積累對詩壇的影響表現為清代詩歌能兼收並蓄。清代詩人的學問普遍勝於前代，諳熟傳統典籍，究心學術文化。近代西學東漸，引入了西方的思想學說、製度文化、器物技術、人文景觀，“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更增加了清代詩學外域文化的色彩，賦予了清詩前所未有的新活力。清代詩學承載著許多本應由專門學科來承擔的學術思想，負荷著先前曆代詩歌都無法承載的文化內容，以至清代大量的詩學文本可以當作政治、經濟、思想和學術史來閱讀，無形中將人們對清代詩歌的注意引向學術而非隻是審美的方向，讀清人詩集和詩學著述有種沉甸甸的感覺。此外，清代詩人文藝興趣廣泛，“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故成句用”，在詩歌的題材、內容、意境、體式、語言等方麵都有大幅度的拓展，故作詩時能廣征博引、得心應手。
黃人在《清文彙序》中對清代詩文在學術濃厚的氛圍之下呈現出的學問化傾向有一個總括，“矧今朝文治，軼邁前古，撰著之盛，尤奄有眾長。當定鼎之始，山澤遺耆，抱器陳疇，綦多賓服。即有憤銜軒劍，誌切魯戈，旋審大命攸歸，亦退而紹申、伏之傳，修河、汾之業，出其學術思想，播佳種於龍野。存國粹於滄桑，以塞麥秀采薇之痛。故其文雲雷鬱勃，風濤軒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繼世之主，懋學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遊彀；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賢王碩輔，又致設醴之敬，企吐哺之風，從而提倡。虎觀無其備，兔園無其盛，龍門無其廣；文運日昌，士氣日奮。相率湔雪牢愁，服膺古訓：息邪距詖，張天水道學之軍；析義正名，幹炎劉經生之蠱。而攄詞幽雅，窮理則吐塵羹，訂古則謝餖飣。即詞人墨客，亦蓬生麻中，赤緣朱近，類能賈餘勇，尚立言，鹹有根柢，絕異稗販。蓋幾於鳳麟為畜，雞犬皆仙，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訓詁、考據、詞章而同化”。清代詩人對學問形成了大體一致的看法：“一、學問原本六經；二、學問要致用；三、多讀書則取精用宏；四、多讀書增加才氣；五、糾正空疏之弊；六、糾正偏重妙悟之弊；七、空靈也要從學問中來；八、多讀書可以醫俗。”
縱觀有清一代，清初詩壇多為明末遺老，他們提倡尊經複古的學風，這與懲於晚明士人空腹遊談、束書不觀的學風緊密相關。乾、嘉中葉，以考據為代表的樸學大興，詩壇受此浸染，大量以樸學入詩，以學術入詩之風以此為盛。“有清一代詩學自錢謙益中經翁方綱終至陳衍，主學之聲貫穿始末，不同於神韻、格調、性靈等說的各擅一時，而是一曲和聲中的主調。”清末詩壇以新學理、新知識拓開了新詩界，這又是任何一個朝代的末世所不能比擬的。
難能可貴的是，清人重學問，但也重性情，能辯證處理性情與學問的關係，沒有表現為偏激和失衡。汪辟疆就說“宋人處理性情和學問在詩歌中的關係不如清人”。錢謙益《定山堂詩集序》將性情和學問對舉，說：“詩之為道，性情學問參會者也。性情者，學問之精神也；學問者，性情之孚尹也……執性情而棄學問，采風謠而遺著作，輿謳巷謣，皆被管弦；《掛枝》、《打棗》，鹹播郊廟，胥天下用妄失學，為有目無睹之徒者，必此言也。”錢澄之首先肯定“詩之為道，本諸性情，非學問之事”，接著又說：“然非博學深思，窮理達變者，不可以語詩。當其意之所至，而蓄積不富，則詞不足以給意；見解未徹，則語不能以入情。學詩者既已貫通經史，窮極天人之故，而於二氏百家之書無有不窺，其理無有不研，然後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為言。於斯時，不必飾詞也，而詞無有不給；不必緣情也，而情無有不達。是故博學窮理之事，乃所以輔吾之性情，而裕詩之源也。”曾燦說：“詩貴性情，然欲其樸至而文，則必有學問。”張希良提出“以真性情為根柢，真學問為枝葉”的明確主張。許纘曾稱“大雅元音，本之於學問，得之於性靈”。王元文《邱昆奇詩序》引嚴羽“詩有別才”之語，盛稱邱昆奇的才情，又進一步指出：“非學何以拓其胸次，開其眼界，深其醞釀哉？太白之天才，猶讀書匡廬十九年；少陵獨有千古，亦曰讀書破萬卷。”舒位也說：“天地有生氣，終古不能死。人受天地中，同此一氣耳。發而為詩歌，亦是氣所使。如塗塗附非，活潑潑地是。然非讀書多，不能鞭入裏。……經以三百篇，緯以十七史。縱以五千年，衡以九百裏。鑄出真性情，鑿成大道理。”因為比較正確地處理了詩歌與學問的關係，使得清詩學有根柢，顯出質實厚重的特征，同時也沒有失卻詩性而嚴重偏離詩歌發展的健康之路。
一、繁盛學術影響下的清代詩歌創作
清代被稱為“經學複興的時代”，到清代中期，經學研究衍變為樸學，以樸實的考據手段用於儒家經典和語言文字學的研究，考據的對象已擴大到曆史、地理、天文曆法、音律、典章製度等，並形成了眾多地域性學派。以經學研究為核心的樸學直接影響到清代詩壇，“考據之學，後備於前，金石之出，今勝於古。海雲鼎籀，紀事西樵；杜陵銅檠，征歌石笏。鍾彝奇字，敷以長言；碑碣荒文，發為韻語。肴核《墳》、《典》，粉澤《蒼》、《凡》。並足證經，亦資補史”（《晚晴簃詩彙序》），“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清代樸學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以專門之學（主要是樸學）入詩
與先前朝代的詩歌相比，清詩學問化最具時代特征的是以專門之學入詩，尤其是以金石考據之學入詩。
經學發展到宋、明時期，衍生成理學，在不斷的流播過程中，其弊端也日益明顯，形成了虛浮、空疏、淺陋以及“袖手談心性”的風氣。這種風氣在晚明尤甚，“王學”末流師心而妄，束書不觀。因此，明末清初士人將“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責任歸到了“王學”身上，認為在陽明心學的影響下，明人“束手遊談”不讀書，未能領承古之先賢聖哲的訓導，士氣淪喪。為了匡扶時難，挽救社會危機，振興士林氣象，他們出而救弊補偏，以漢人“實事求是”的宗旨相號召，重新找回失落的儒家道統，回歸儒家經典，直接從儒家經籍那裏獲得前賢先聖的昆侖之玉。
但他們麵臨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由於年代湮久，這些古籍已變得佶屈鼇牙，脫字、漏字等訛誤不斷，字詞都很難被準確清晰地理解，遑論準確地理解前賢的本意。二是這些典籍又存在被篡改甚至造假的情況。因此，要撥開曆史的迷霧，直接麵對經典的本初麵目，那就要重拾漢學的考據，要對儒家經典進行一次去偽存真的清洗，還其本意。由此便由文字入手，在訓詁、校勘、考訂、辨偽等方麵展開糾誤還原的學術活動，這樣清初的經學研究便日趨漢學化了，所謂“漢儒說經重訓詁，授受專門先後印。三代遺文近可推，大義微言條不紊”，經學研究成為清代樸學研究的中心。而碑刻崖拓、鼎文彝字作為古典文化的一部分載體，其上麵的文字圖案保存了許多元典文化，因而金石學也成為考據學不可或缺的部分，並日益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正是在這種學術思潮的背景下，詩歌作為複合型文化的載體，不可避免地做了樸學的策應工作，於是出現了以金石考據等樸學內容入詩的情況，廣大士人“隻覺時流好尚偏，並將考證入詩篇。美人香草都刪卻，長短皆摩擊壤編”。尤其是清中葉後，“長篇巨章日見其富，這是一種發展，殆如組詩被大量運用一樣，擴大容量，於詩體功能（筆者注：主要指承載學問及說理的功能）不失是推進；然而在長篇中充斥腹笥，以博學為炫，則不能不說是對傳統詩歌體式的某種戕傷”。
清詩以樸學入詩不僅表現在詩歌中有大量的內容是考訂典章製度、考索金石文物、考證地輿山川、考釋音義訓詁、考論諸子學術，還表現在把考據的方法思理引入到詩歌創作中。詩歌中引進考據的思路與方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詩歌思維方式上的趨細、趨實，而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詩人的獨創精神，進而吞噬詩人的情感，造成詩性的迷失。考據式的思維方式壅塞了詩人的創造力、領悟力，窒息了他們的心靈，他們的詩歌創作缺乏唐詩那種想象、凝練和跳躍。詩性的缺乏是造成乾、嘉詩壇嘽緩疲軟的一個原因。
清代詩歌以專門之學入詩範圍非常廣泛。如鹹豐、同治期間詩人張應昌編了一部大型清詩選《清詩鐸》，選詩五千餘首，收錄詩人自順治期間的秦鏞、錢澄之起至同治間詩人止，共九百餘家。編者把入選的詩分為152類，我們從這些“類”中可以看出清人以學識入詩的傾向：如事關政治的有“總論政術”、“善政”、“用人”、“察吏”、“官箴”等；有關軍事刑獄的有“刑獄”、“兵事”、“武功”、“軍器”、“屯田”、“邊防”、“懷遠”等；事關專門之治的有“財賦”、“米穀”、“漕政”、“漕船”、“海運”、“錢法”、“鹽”、“關政”、“丈量”等；事關社會生產的有“水利”、“農政”、“田家”、“樹藝”、“蠶桑”、“木棉”、“紡織”、“商賈”、“淘金”、“采礦”、“采石”、“采木”等；有關災害的有“捕蝗”、“伐蛟”、“勘災查戶”等，涉及多方麵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
（二）典故運用的經常化和偏僻化
典故運用的經常化是清代詩歌學問化傾向的一個主要表現，幾千年的文化積澱使清代詩歌麵臨前所未有的知識厚度。“清代詩人所生也遲，有前代豐富的現成的典故可資運用，在這方麵得天獨厚，同時又處在異族統治之下，生活在‘文字獄’盛行的環境之中，加上本身往往多有學問，修養高深，所以，用典也就成為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作為藝術符號的典故，乃是一個個具有哲理或美感內涵的故事的凝聚形態，它被人們反複使用、加工、轉述，在這過程中，它又融攝與澱積了新意蘊，因此，典故是一些很有藝術感染力的符號。它用在詩歌裏，能使詩歌在簡練的形式中，包容豐富的、多層次的內涵，而且使詩歌顯得精致、富贍而含蓄。”清代許多詩歌的用事用典的確達到了這種藝術效果。如清代詩壇巨子錢謙益“為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他寫詩，“金銀銅鐵，不妨合為一爐”，在一首詩中他可以做到句句用典、一句連用數典、古典今典並用等，使詩歌具有曆史盆景之奇觀。錢謙益對典故運用的嫻熟與巧妙絕非餖飣者所能望其項背。毛奇齡作七律一首而翻檢書籍，動或數十種，直獺祭耳。
用僻典主要表現在清中葉浙派詩和晚清宋派詩中，他們不喜甜熟的典故，而是極力求新求異，惡熟惡俗。用的典故太偏僻，讀者讀不懂，以至在詩中又用長長的注疏對掌故的來龍去脈作詳細的解釋，實際上是考據之風在詩歌創作中有意無意的體現。
受清代學術風潮影響最深的是學人之詩。在詩歌創作上，以專門之學入詩自是學人之詩本色當行之處，如以考據入詩來說，一般的詩人之詩也存在這種情況，但考據詩的數量相對較少，而且考據的“深”度和“精”度遜於諳於考據的學人。詩歌創作用事用典之僻、難字怪字之多，一般詩人也無法同諳於訓詁之學的學人相比。
二、繁盛學術影響下的清代詩學研究
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中說：“以考據學為特征的乾嘉士人的學術思想，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它對儒家文化而言，是集大成的，但卻不是開創性的，它係統整理了數千年中國學術思想及曆史文獻。”清代詩學研究也體現出集大成的盛況，難以數計的詩學著述係統整理了數千年中國詩學思想及詩學文獻。清人詩學著作中，既有借編定詩選標舉其詩論主張的，也有純粹的詩學理論著作，更有品種繁複的詩話體，蔚為大觀。
清代士人研究詩學完全是把它作為一門正兒八經的學問來進行的，“詩話之作至清代而發展到高峰，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其質量也比前代為高”，特別是清代大量學者都能作詩，參與詩歌批評，創作了大量的詩話，形成了規模較大的學者型詩話，以至詩話“成為專門家之學”。清代學者寫作詩話多是把它作為一種學術行為來對待，不肯敷衍和隨意，“都是取的嚴肅認真態度”，不是“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的輕鬆隨筆之類，而是“博采群編，以正史為宗，以誌乘、說類為佐，上自宮廷，下及謠諺，事典而核，語贍而雅”，郭紹虞先生說：“清人治學確是比較嚴肅，即詩話方麵，也有相當的學術研究價值。”他們在詩話寫作中大量運用“考據”之法。考據法幾乎滲透到一切學者詩話中，以“考據”為特征的學術性幾乎成為他們詩話的首要風格。他們引證材料更繁富，選擇材料更精審，論詩時的主觀臆斷更少，那些無根之遊談、不實之虛論，多是被排斥的，因而其詩話的學術價值有了一大飛躍。以至有些考據家評詩，太拘泥於實事，於古人的片言隻字上攻瑕索疵，以為此處失考、彼處杜撰，評詩瑣碎不堪，流於學究氣，雖為以考據家的眼光評詩而有走向極端之流弊，然其精嚴謹慎的作風卻不容抹殺。
清代詩論家葉燮自謙地說他於“詩文一道稍為究論，而上下之，然又不敢以詩文為小技，即已厭棄雕蟲餖飣之學，則此亦必折中於理道而後可”，他是以嚴肅的態度和認真的精神來談詩論文的。蔣寅說，“清人研究文學，卻常出於學術的興趣，所以他們常像治經一樣，用實證方法來探討文學問題。清代批評家不像明人那樣喜歡大而化之地泛論曆代詩文，他們更多地致力於專門問題如文人傳記考證、語詞名物訓釋、聲調格律研究、修辭技巧分析等，做持續、深入的研究。……這種追求精密的實證態度，成就了清代文論的學術性和專門性”，“詩學在清代不同於以往的最大特點，即它是被當作學問來做的。無論是錢謙益、朱彝尊的詩史研究，還是王士禎、李因篤的詩歌聲律學，都體現了這一點。詩學在走向學術化的同時，也要為詩歌安頓一個知識基礎”。
紮實的文獻基礎，積澱了兩千年的詩學成果，再加上實事求是、無證不信、廣參互證、追根窮源的實證學風，使清詩研究顯示出高度的學術性，其豐富性、係統性、專門性和實證性是先前朝代詩學研究所無法比擬的。
（一）清代詩學著述的豐富性和係統性
清代士人大量記載清代詩壇名人逸事、交遊創作、名篇佳構的景況，表現出清人重視詩“史”的觀念，從而建立起了從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幾乎沒有間斷的詩壇史料長編。這也是前代不曾出現過的一個可觀的現象。如吳偉業的《梅村詩話》記述了明末清初鼎革之際作者與陳子龍、龔鼎孳等操守迥異的大詩人的交往；王士禎《漁洋詩話》記述了詩人的生平經曆及與兄弟友朋輩交遊諧談之狀，勾勒出康熙年間他主盟詩壇時神韻說風靡海內的一時盛況，其自述記錄動機雲：“古今來詩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當代文柄者表而出之，與煙草同腐者何限？”一代詩宗為詩存史的責任之心與自覺意識溢於言表；袁枚《隨園詩話》，錄存本人及同時代詩人詩作更為廣泛，入錄之乾、嘉人物竟有千餘之眾；周春《耄餘詩話》、李調元《雨村詩話》、法式善《梧門詩話》等亦為乾隆、嘉慶時期詩壇的記錄詳備之作；林昌彝《射鷹樓詩話》、《海天琴思錄》記錄道光及鹹豐、同治時的詩壇風雲，頗能反映當時抗禦外侮的時代情緒；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亦同此旨；王闓運《湘綺樓說詩》係其弟子王簡輯成，廣泛記錄同治、光緒年間時人之吟事；陳衍《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廣為輯評晚清時期的詩人詩作，而尤詳於道、鹹以來漸成顯宗的學宋詩派；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則以晚清“詩界革命”運動之參與者為對象，傳達出傳統詩歌向新時代、新詩體轉變的具體信息……僅上述十餘種，記錄下的有清一代詩壇的熱鬧繁華，便幾乎達到了逐年不間斷的程度。詩話的從本人視角出發記錄當代詩壇事跡這一主要功能，在清人手上體現得最為純熟充分。
清人除傾力於撰錄本朝詩史之外，對曆代詩史、詩學文獻的係統整理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同樣成績斐然，編纂齊全了唐以後曆朝詩歌的《紀事》和《詩話》，表現出為詩歌“修史”的異乎尋常的熱情。清初沈炳巽有《續全唐詩話》一百卷。乾隆間又有孫濤的《全唐詩話續編》二卷；由王士禎、鄭方坤等人纂成《五代詩話》；厲鶚編成《宋詩紀事》（後道光、鹹豐年間羅以智，光緒年間陸心源纂有《宋詩紀事補遺》）；孫濤與鍾廷瑛輯有《全宋詩話》；周春輯有《遼詩話》；錢大昕輯有《元詩紀事》。民國後陳衍編成《元詩紀事》、《遼詩紀事》和《金詩紀事》。對明代詩歌資料的整理，有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和朱彝尊的《靜誌居詩話》這樣的係統之作，又有厲鶚的《明事紀事》、朱鳳藻的《明詩綜補》、蘇之琨的《明詩話》、陳田的《明詩紀事》和楊鳳苞的《明季詩話》。
（二）清代詩學著述的專門性
清代學者“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清代學術發達，學術分工日精、分類日細，詩學研究領域同樣存在這種情況。以清代對杜詩的研究為例，錢謙益的《杜工部集箋注》、朱鶴齡的《杜工部詩集輯注》、張溍的《讀書堂杜工部詩注解》、仇兆鼇的《杜詩詳注》、黃生的《杜詩說》、王士禎的《點定杜工部詩集》、朱彝尊的《杜詩評本》、翁方綱的《杜詩附記》、魯一同的《通甫評杜》，他們注解杜詩“參考精詳”、“考據分明”、“征引時事”、“搜尋故實”、“能補舊注”，“汰舊注之楦釀叢脞，辨新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取憑臆見為揣測也”。從他們注解杜詩中，我們可見清代詩學研究精心深入的狀況。
清代詩話也更趨於專門化，大不同於以前的零碎和隨機。他們或以專代而著，如王士禎等人的《五代詩話》、厲鶚的《宋詩紀事》、錢大昕的《元詩紀事》、朱彝尊的《靜誌居詩話》；或以專地而稱，如鄭方坤的《全閩詩話》、陶元藻的《全浙詩話》、梁章钜的《閩川詩話》、杭世駿的《榕城詩話》；或以專家而名，如紀昀的《李義山詩話》、趙翼的《甌北詩話》、潘德輿的《李杜詩話》等，這些專門性的詩學著述絕不是“以資閑談”（歐陽修《六一詩話》自題），也不是“入趨風好名之習，著惟意所欲之言”（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
（三）清代詩學著述的實證性
清代士人學贍而精審，最明顯地表現在對詩歌聲調的研究上。如鄭先樸《聲調譜闡說》以圖表形式，一一注明詩歌所屬調性為古、律、拗、半律或柏梁體，把七古平仄的變化列舉無遺。這樣一種徹底的量化研究，避免了舉例的隨意性和結論的不周延性，從而可以檢驗前人提出的規則是否周延，是否能涵蓋平仄變化的各種調式，達到科學的水平。用如此精確的數學模型來統計、分析一個文學現象，驗證一條寫作規則，在清代以前絕對是難以想象的，這是清代樸學的實證學理在詩學研究領域的反映。汪師韓《詩學纂聞》針對有人提出五古可通韻、七古不可通以及杜甫七古通韻者僅數處，檢核杜詩，知杜甫通韻共有十一例，又考唐宋諸大家集，最後得出結論：“長篇一韻到底者，多不通韻；而轉韻之詩，乃有通韻者。蓋轉韻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轉韻者用字多，故因難見巧。”像這樣一個細小的論斷，也要將有關作品全部加以複核、統計，這就是清代詩學追求精密的實證態度，它成就了清代詩學學術性強的一麵。類似《詩學纂聞》的詩學研究著述在清代還有很多，且多是康、乾時期的學者所為，如顧炎武的《詩律蒙告》，王士禎的《諧聲別部》、《律詩定體》、《王文簡公七言古詩平仄論》，趙執信的《趙秋穀所傳聲調譜》，李文藻的《律詩合譜》，何焯的《唐律偶評》，紀昀的《河間試律》、《唐人試律說》，周春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桂馥的《五七言古詩聲調》，朱鴻的《杜律雙聲疊韻》，黃本驥的《韻學卮言》，王筠的《毛詩雙聲疊韻說》。這反映了當時詩學研究中實證精神的興起，這種實證精神一直貫穿於清代的詩學研究中。
三、繁盛學術影響下的詩壇宗向
清代詩壇流派眾多，但大體上不外乎兩個大派——尊唐派和宗宋派，各個詩派的爭論也不外乎尊唐祧宋的框架。如果我們從流派紛呈、爭論熙攘的複雜現象中繹出來，就可以看出清代繁盛學術影響下的詩壇總體上不是尊唐，而是宗宋。清代儒家詩教再度登上詩壇，因尊杜風潮而引發了詩史觀念的拓展，促使清代詩歌告別了含蓄蘊藉的唐詩而轉向質樸直露的宋詩。例如，以人文淵藪而著稱的江浙地區是清代詩壇的重心，出現的清代最大的詩歌流派——浙詩派總體上就是一個宗宋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