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古典詩歌學問化的原因
學問化是中國古典詩歌所獨具的現象，它直接同中國文化的發展聯係起來，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衍生出來的特有的文化現象。世界上古代中國、印度、希臘（歐洲、西方）三大詩學體係中，後兩者的發展雖包含一定的學問化要素，但遠未形成“問題”，也不存在一個類似的、有可比性的學問化過程。我們所說的學問化因素有些在西方的詩學中間或存在，但並不突出，而且遠未形成一種普遍現象。比如用典，西方詩作中的用典現象不如中國古詩那麼傳統、密集，但不乏奇妙之作。如15世紀的法國在建立高雅詩的過程中，曾經流行過“博學詩”。彌爾頓、讓·保爾、波德萊爾和馬拉等許多西方詩人都熱衷於引用希臘羅馬神話和《聖經》中的典故，但西方詩學是用“對話”理論來看待用典的，認為用典意味著此與彼、今與古、創新與繼承之間的對話，而不是把它看成詩歌構成的一種要素。
一、重“雅”輕“俗”的觀念使古典詩歌學問化成為一種民族審美情趣
中國士人向來有重“雅”輕“俗”的審美情趣，他們心目中的“雅”、“俗”有這麼幾條標準：一是經文案潤飾過的東西是雅的，直接來自民間的東西是俗的；二是遠古的東西是雅的，時近的東西是俗的；三是來自書籍的東西是雅的，來自生活中的東西是俗的。故王國維說：“若古雅之判斷則不然，由時之不同而人之判斷之也各異。吾人所斷為古雅者，實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斷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於近世之製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則古雅之判斷，後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古典詩歌從《詩經》時代起就開始了，士人們對詩文化進行由“俗”到“雅”的改造，這類改造活動總體來說包括兩個方麵：一是雕琢章句，增加文采；二是以典籍學問入詩。
重“雅”的觀念使得古典詩人在創作過程中，有意識地對同質同體文本（前人或他人的詩歌作品）、同質異體文本（前人或他人的非詩歌文學作品）、異質文本（非文學作品的其他典籍）參照援據，古典詩歌由此而形成的學問化不可避免。
法國文學理論批評家克裏斯蒂娃曾經說過，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拚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先在的文本是任何作者無法規避的，沒有誰可以宣稱自己與他者無關。刻意模仿甚至剽竊的詩作自不必說，就是有些連詩人自己都自信為獨創的詩句，也常常會在漫長的詩歌曆史與龐大的話語網絡中顯現出其與前人詩句千絲萬縷的聯係。從文本構成的角度看，文本就是不同的先在文本的共存兼容與錯綜相交。這就是人們常指的拚湊、借用、剽竊、掉書袋、人言己用、旁征博引。比利時哲學家布洛克曼指出，一個新的文本就是語言進行再分配的場所，“是用過去語言所完成的‘新織體’”。法國另一文學理論批評家羅蘭·巴特也將文本視作“編織物”，“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他們所描述的正是作為“編織物”的文本所具有的“文中有文”的內部構成特質。各種文本彼此勾連，組成形形色色的鏈鎖或網絡，顯示出強烈的關聯性，就像美國批評家米勒在《作為寄主的批評家》中所描述的那樣，文本中總是“隱居著一條寄生性存在的長長的鏈鎖——先前文本的模仿、借喻、來客、幽靈”，或者如法國考古學家福柯在《知識考古學》裏所言：“在書的題目、開頭和最後一個句號之外，在書的內部輪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書還被置於一個參照其他書籍、其他文本和其他句子的係統中，成為網絡中的結。”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作為單獨的個體而存在，它存在於自己與其他文本的關聯之中。
例如力倡獨創、反對模擬的楊萬裏“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他還作詩自勉：“閉門覓句非詩法，隻是征行自有詩。”（《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但是，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擺脫被前人話語籠罩的命運，又有多少可能同現實世界保持真正清澈的關係？這些問題，恐怕連他自己也無法回答。詩歌隻要存在於文化交流的社會中，就不同程度地受其他文本的影響，從而烙上因習取借鑒而形成學問化的痕跡。
古典詩歌對異質文本的習取援引主要表現為引經典思想文化文本相應的內容入詩。從詩歌發展史來看，以主流思想文化入詩的現象如一根紅線貫穿了中國詩歌發展的曆史。魏晉之世，玄談盛行，以《老》、《莊》、《易》為“三玄”，是為玄學時代，於是就出現了玄言詩。之後，佛教逐漸發展起來，至隋唐之時，佛學極為繁盛，是為佛學時代，於是詩壇就大量出現以佛入詩和以佛喻詩。宋、元、明三代，理學興起，儒學雜糅佛學、道學，傳統儒學有了新的闡釋，是為理學時代，於是就出現了理學詩，邵雍、二程、陳獻章、莊昶等人的詩歌，盡管寫得很拙劣，但至少還是詩歌，他們用詩歌來闡發儒家學說，以理學入詩。到明清之際，許多學者批評理學的空疏附會，趨向於考證之學，是謂樸學時代，於是出現了以樸學入詩的學問詩。19世紀後期以來，西學開始影響中國，出現了融會中西的學術思想，是為西學東漸的時代，於是出現了“舊瓶裝新酒”的新學詩。
古典詩歌對同質文本的習取和援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麵：詩歌對其他文學文本體式和創作方法的學習，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詞為詩、以曲為詩，導致“變體詩”的出現。引用前人或他人作品中的語句、詞語、語意、意象，高明者則能“點鐵成針”，化鹽入水；拙劣者則抄襲模仿，生搬硬套。模仿習取前人或他人作詩格調、法度、體裁、技巧，高明者則能“脫胎換骨”，自成一家；拙劣者則優孟衣冠，東施效顰。
古典詩歌“學問化”最常見的表現形式——用典、用事、隱括，使用偏詞僻字、疊韻險韻都可看作是對異質文本或同質文本具體而微的援用。
二、儒家詩教經典《詩經》成為古典詩歌學問化的一個價值典範
《詩經》在中國古典詩學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視為古典詩歌的“初祖”，“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風》、《雅》是親矣”。
《詩經》被後世學者認為是詩歌飽含學問的典範。《詩經》在春秋時期已成為時人學習和征引的重要文化典籍，人們往往在公開場合賦《詩》達意。所謂賦《詩》達意，就是通過吟誦《詩經》中的章句來表達意願，甚至在訂立盟約的國際溝通、君臣相見的場合中也有賦《詩》相諭的情況，賦者用《詩經》中的章句隱晦而含蓄地表達某種不宜直說的話語，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胡蘊玉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誌。”戰國時代，賦《詩》因朝聘盟會之禮的崩潰而煙消雲散，而引《詩》則繼續發揚光大，“儒家者流，則以孔子之倡導，每每引《詩》以證其說，於是《詩》三百五篇之應用一變，而以展轉附會，去《詩》之本義亦日遠”。朱自清也說：“言語引《詩》，春秋時始見，《左傳》裏記載極多。私家著述從《論語》創始；著述引《詩》也就從《論語》起始，以後《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詩》，而《荀子》引《詩》獨多。”於是在後世著述中引《詩》以論事理、紀史事、明天文、述地理、通製度、正風俗的情況屢見不鮮。
《左傳》大量征引《詩》，賦《詩》言誌，以《詩》證禮，以《詩》說理，以《詩》論事，以《詩》議政，以《詩》評人等。《孟子》引《詩》35條，“以意逆誌”成為其征引《詩經》章句以為己用的理論支持。荀子時代引《詩》成風，《荀子》引《詩》99條，此時《詩經》已被賦予龐雜的闡釋學內涵，故“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在大量頻繁引用《詩經》的活動中，它的經典意識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士人心中。
漢儒上承荀子，一方麵大量征引《詩》章、《詩》句以證己意、述己見，如陸賈《新語》引《詩》明理，韓嬰《韓詩外傳》和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等大量以《詩》證事；另一方麵又如董仲舒那樣相信“《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所謂“《詩》無達詁”正是對荀子“善為《詩》者不說”的最好闡釋，也是征引《詩》以為己用之學術規範的理論前提，它使斷章取義的合理性獲得了理論的支持，並使引經據典正式確立為中國學術規範中一個重要的傳統。於是《說苑》、《列女傳》、《韓詩外傳》等無一不以《詩經》章句作為每段文章的結論。為什麼《詩經》在漢代如此廣泛地被征引呢？這有三個原因：第一，正如朱自清《詩言誌辨》中所說：“《詩》語簡約，可以觸類引申，斷章取義，便於引證。”第二，《詩》比其他儒家經典便於記誦，廣泛流傳於士人之中，影響廣大。第三，漢儒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社會影響，引《詩》即使有點牽強附會、斷章取義，但可以蒙上濃厚的儒家色彩。
《詩經》在大量頻繁被引用的過程中，不斷被抬升為飽含學問的典範。杭世駿認為三百篇中有“詩人之詩”、“學人之詩”，其中“經緯萬端，和會邦國”的詩篇即為“學人之詩”；陳衍在《唵詩序》中說“以為六藝既設，風雅頌之體代作，賦比興之用兼陳，朝章國故，治亂賢與不肖，以至山川風土草木鳥獸蟲魚，無弗不知也，無弗能言也”，指出儒家經典《詩經》的學問玉韞珠藏，誠為作詩者的典範。清人王棻認為《詩經》“蓋將以教當世之才士，俾學者而可以授政專對、事父事君、博物不窮者也。烏有不學之詞，入於其中者哉？”故“孔子教人學《詩》，終以多識。大小雅皆稱雅材，其非空疏無物也，可斷言矣”。
也有論者認為《詩經》中《風》固不言學問，但《雅》、《頌》卻是飽含學問的。姚鼐認為“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複乎訓戒，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裏巷者可並論也”。章炳麟也認為“風與雅、頌、賦所以異者，三義皆因緣經術，旁涉典記，故相如、子雲小學之宗，以其緒餘為賦。《郊祀歌》者，頌之流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之。《安世房中歌》，作於唐山夫人，而辭亦爾雅。獨風有異，憤懣不得舒，其辭從之，無取一通之書，數言之訓”。程恩澤認為：“《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廢。”
總之，《詩經》以古典詩歌之“初祖”地位和它所飽含的“學問”成為後世以學問入詩的價值典範。
三、杜詩成為古典詩歌學問化的又一價值典範
杜詩在中國古典詩學中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杜詩被認為是繼《詩經》後儒家詩教最好的傳承者，“盛唐之杜甫，詩教之繩矩也”。朱彝尊說：“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陸奎勳稱讚杜甫：“《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王，羅魁而功首。”翁方綱對杜甫的詩更是推崇有加，“大輅椎輪之旨，沿波而討原者，非杜莫能證明也”，“原夫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所謂‘事出於沉思’者，惟杜詩之真實足以當之”（翁方綱《杜詩“熟精〈文選〉理”“理”字說》），“使其立於廟朝，製為雅頌，當複如何正大典雅，開辟萬古”。
杜詩被認為有兩個特征，一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博覽群書，詩歌根柢於學問；二是“熟精《文選》理”——作詩本於經籍學問，“直接六經之脈”，用詩歌闡發精微的道理，“推闡事變，窮極物則”（翁方綱《杜詩“熟精〈文選〉理”“理”字說》）。故“古之能稱詩者，必曰杜甫氏。甫之言曰：‘讀書破萬卷。’又曰：‘熟精《文選》理。’由前之言，則甫之詩學為甚博，同後之言，則甫之詩學為甚精。是甫所以雄一時而名後世者，非獨才高使然，亦其學之博大精深，有以匠其才而成其器也。後之學詩者，夫人而能宗甫之詩；而皆不能宗甫之學。故雖情真辭富，律細韻超者，代不乏人，而卒鮮能與甫匹也。唯韓愈氏學博千古，文高於李、杜，而詩宗之，環瑋奇特，自成一家，蓋有本者如是，信不虛矣。其次，則宋之蘇軾氏，文宗韓而兼學杜，其才雄，其學贍，故其歌行雄深奔放，可鼎杜、韓”。
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成為後世以學問為詩的經典依據。王安石曰“老杜固嚐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軾雲“讀破萬卷詩愈美”；黃庭堅說“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吳喬雲“詩乃心聲，心日進於三教百家之言，則思月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杜甫之後的詩人“學詩之法，必以杜為宗，學杜之法，必以學為本，約情複性，以植其本；枕經葄史，以大其藏；規《騷》、《選》，攬宋、唐，以正其趨；獵百家，參小說，以盡其變；挈人情，窮物理，以致其用。如是，則本末交修，內外兼盡，不期為杜而杜將自至矣，不必為杜而亦無所不至也”。
總之，杜甫以“詩聖”的地位及“讀書破萬卷”之“精”與“博”成為後世以學問入詩的又一價值典範。
四、中國傳統士人的宴遊悠閑和頻繁的詩生活為古典詩歌學問化提供了紮根的沃土
封建士人無論他們的“正事”是穿穴經史，還是經綸世務，也不管他們再三表明詩歌隻不過是“學道之餘”的“末事”，他們都迫切地感到“不學詩，無以言”，不作詩，也無以“立”，會作詩是他們社會地位所必需的一張身份證。很難想象峨冠博帶的士人，離開案牘書屋去酭酒論交，送別贈行，攀夤迎娶，不能吟詩。但長年的案牘生活使得他們視野難以開闊，心胸難以得到摩蕩，才思為之所限，卻又要作那麼多詩歌——酭酒論交、送別贈行、攀夤迎娶都必以詩遣興，“詩歌愈來愈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吊喪，迎來迎往，都用得著，所謂牽率應酬……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製’、‘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於是不得不“把記誦的豐富來補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氣’作為應付政治和社會勢力的煙幕”。近代詩人江湜在他的《小湖以詩見問戲答一首》中就分析了這種情形，“詞曰詩者情而已，情不足者乃說理。理又不足者征典故”。嚴迪昌先生也說：“詩乃抒情物，才學應由詩情所遣，為強化詩情服務，主次應甚分明。然而才有不足，賴學以濟才，特別是情難見深，借學飾情的風氣不時張揚，成了詩史上一再重複的現象。”
文人學士引學入詩還有一個無奈的原因就是避免文字惹禍招非，“在舊社會裏，政治的壓迫和禮教的束縛剝奪了詩人把某些思想情感坦白抒寫的自由。譬如他對國事朝局的憤慨，對戀愛生活的感受，常常得指桑罵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傳述；明明是時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還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借學問來寫詩，既避免文失之於野，又避免授人以柄。
再者，文士們“大抵承平無事居台省清班，日以文酒過從，相聚不過此數人，出遊不過此數處，或即景，或詠物，或展觀書畫，考訂金石版本，摩挲古器物，於是爭奇鬥巧，竟委窮源，而次韻、疊韻之作夥矣”。他們在歌酒文會之時相互唱和，雖曰增進感情、加深交流，實際上也是在相互試探對方的學問才華，逞才炫學或為自我標榜，或為回敬對方。近代詩論家陳衍就曾說：“寐叟（沈曾植）詩多用釋典，餘不能悉；餘題寐叟《山居圖》五言古四首，寐叟亦瞠莫解，相與怪笑。”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能耐把古典詩歌的語言雕鑄成一套同日常語言高度分離的雅致的書麵語言，把這套係統弄得文人化、典雅化、技巧化。用典用事，撏扯為能，甚至以所擅長的專門之學入詩。其他類似文字遊戲的餖飣知識被他們運用得得心應手，從而顯示他們的身份地位和學識修養，保證了他們在社會文化領域內能取得優越感，“甚者務為不可解之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識所謂，而不知者以博雅稱之”。
五、複合型詩文化為古典詩歌學問化提供了適宜的生存環境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曆史文化，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從未間斷過，可以說是源遠流長，而且在治亂迭見、華夷交往而交融的大一統局麵中不僅是綿延不斷，而且海涵地負、包羅萬象。王恩洋在《孔子學案》敘論中說：“世界文明最古之國家民族五，今之獨立自存者一，曰中華。中華文教，五千餘年，自黃帝開國，堯舜施化，禹平水土，湯武放伐，周公製作，而後彬彬焉。”在中華文化這一母文化的孕育下，各種子文化繁盛發達、爭鳴齊放。在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傳統中的泛文學觀念，使得文學與文化渾然難分，文學與史學、哲學、倫理、政治糾纏不清。詩文化當然也就與其他文化相生相隨，互榮齊芳。中國古典詩文化從來就不是純文學文化，所承擔的功能也絕不隻是審美。
例如詩歌與哲學、史學就是最難解難分的，朱光潛先生說：“詩雖然不是討論哲學和宣傳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後麵如果沒有哲學和宗教，就不易達到深廣的境界。詩好比一株花，哲學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聞一多先生在《文學的曆史動向》中說：“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裏，像它在這裏發揮過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裏，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麵的生活。維係封建精神的是禮樂，闡發禮樂意義的是詩，所以詩支持了那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此後，在不變的主流中，文化隨著時代的進行，在細節上曾多少發生過一些不同的花樣。詩，它一方麵對主流盡著傳統的嗬護的職責，一方麵仍給那些新花樣忠心的服務。”
中國人就生活在詩的社會文化氛圍之中，同時又在不斷創造詩化的社會生活。他們以詩言誌，以詩抒情，以詩詠史，以詩贈人，以詩送別，以詩祝壽，以詩悼亡，以詩祭祀，以詩寫時事，以詩言哲理，以詩論宗教，以詩談經濟之策，以詩表社會人生之思。詩的社會功能與藝術效應，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與人生裏程中得到了如此淋漓盡致的張揚和發揮，古今中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國度。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詩是萬能的。詩對自然美、生活美與意境美如癡如醉的追求，使詩不但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心靈、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想情感、文化性格與生活方式的藝術再現，而且是中國人調節人際關係的藝術手段與排遣感情糾葛的特效劑，從心靈深處使思想情感得以淨化。
在古代中國，詩是無孔不入的。詩入宮廷，詩入台閣，詩入閨闈，詩入寺廟，詩入道觀，詩入青樓，詩入梨園，詩入酒肆，詩入茶館，詩入亭榭，詩入山林，詩入田園，詩入邊塞，詩入軍旅，詩入血與火生死搏鬥的戰場，等等。不僅如此，詩也進入了數學、醫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因而極大地增強了詩的社會意識與生活意識。其情狀恰如聞一多先生在評述唐代詩人孟浩然時所說的“詩化的生活”與“詩的生活化”。
詩文化的意蘊是相當深厚而博大的，包含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麵，諸如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至於形形色色的地域文化、飲食文化、服飾文化、數文化、夢文化、民俗文化、軍事文化、宗法文化、外交文化、商業文化、女性文化、園林文化、戲劇文化、音樂文化以及書法、繪畫、語言、文字、棋藝、建築、裝飾、楹聯、雕塑、碑刻、墓葬、生屬、占卜、天文曆法與文化傳播。涉足的學科有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社會學、哲學、美學、史學、文學、倫理學、心理學、藝術學、語言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字學、宗教學、民俗學、神話學、地理學、天文學、婦女學、比較詩學、文化傳播學等。
古典詩歌的學問化其實是複合型的詩文化對詩歌內容的必然要求，複合型詩文化又為古典詩歌的學問化提供了適宜的生存環境。
六、古典詩歌語係為中國士人琢字煉句、以典籍學問入詩提供了非常適宜的載體
周作人說：“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內；它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從這裏，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正是因為有了漢字這種精妙絕倫的文字，才使得古代詩人在創作中能極大展現其能動性，將自己所掌握的學識比較靈便地應用於古典詩歌之中。從字形上看，漢字是方塊字，是按照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造字規則形成的，漢字的直觀視像特點為觀照客體世界的物象提供了直接相通的契機和橋梁，為了使詩的文字呈現出畫麵感，為了營造字麵上的突兀奇絕之感，從而使字形字義達到表達上的效果，詩人們驅動他們的才學，在字詞海洋中絞盡腦汁，搜腸刮肚，雕肝鏤肺，推敲算計。他們在創作的時候，不惜湊字掰字，用偏字、僻字、怪字、難字。從語音上看，漢語屬於節拍語言，每個漢字不管是孤立地看，還是在語流中看，始終是獨立的個體。“能以甚少之字數包舉甚多之意義。其民族文化綿曆愈久，熔凝愈廣，而其文字能為之調洽殊方，溝貫絕代”，這為那些專喜煉字琢句的詩人逞才炫學提供了場所。古典詩歌講究音韻平仄、高低、輕重、清濁的和諧之美，“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豈營麗辭，率然對爾”，又為詩人在音韻格律上爭奇顯勝提供了舞台。古典詩歌語言體係為詩人馳騁才學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此外，古典詩歌的語法係統是最鬆散的，鬆散的程度達到了其他民族詩歌語法係統所不能容忍和允許的程度，這種語法上的鬆動靈活，蒙太奇似的跳躍，使詩人們在創作時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插入與詩歌表達內容相關相聯的知識學問，而不會感到突兀，而且這樣做了不但不會受到指責，如果用得貼切，還會使詩歌生色不少，增加其典雅的成分。他們大量采用借代、隱喻、用事、用典，使得寥寥幾字湊成的句子，卻是個凝聚了許多學問知識的核團。
學人之詩的學問化除了上述諸因素外，還與學人作為學術研究的主體身份有關。學人在學術研究之餘而興之所至，將學術研究的內容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詩歌創作中，甚至創作思維也帶有學術思維的特征，其詩歌可作為“學之別體”來看待。（詳見第三章，這裏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