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晉時期
到魏晉六朝時期就不同了，劉勰對此有明確的認識，“卿淵以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魏晉時期的名士專談《老子》、《莊子》與《易經》等“三玄”，從正始年間起玄學大興，玄學隨之滲入詩歌之中。嵇康的玄言詩是玄言詩興起的標誌，他或於詩中直言玄理，或借遊仙之名而行玄言之實，或於詩歌中將山水自然與玄學思理結合起來，表達高曠悠遠的玄學理念。東晉出現了以《蘭亭詩》為代表的玄言詩派，“江左（東晉）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循務之誌，崇盛忘機之談”，“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東晉詩人孫綽的《答許詢》、《贈溫嶠》是典型的玄言詩。如其《答許詢》：“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鬱。失則震驚，得必充詘。”全詩每句發揮玄理，“微言剖纖毫”，所謂“托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實物經懷”。玄言詩對玄理的刻意追求使其失去了詩歌感性動人的力量，“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在玄言詩的沃土上，從印度傳播過來的佛學也來撒播新的種子，結出了新的果實。東晉出現了一個佛理摻入詩歌的局麵，有時單獨說佛理，有時結合《周易》、老莊，有時結合山水，“友、謝皆禪玄互證”，從支道林至謝靈運，山水詩與佛理日益結合。總之，魏晉六朝時期以玄學佛理入詩，出現了以學術入詩的端倪。錢鍾書先生認為“學人之詩，作俑始此”。
這一時期的詩歌不再渾厚古拙而趨向於精妍新巧，西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崇尚辭華、緣情綺靡，很明顯地表現為驅動才學，不惜學習前人辭賦裏鋪陳揚厲的作風，大量采摘化用前人的麗詞名句，劉勰評曰：“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陸機也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誌於典墳。”當時的名詩人應璩“善為古語”，顏延之“喜用古事”，庾信等人作詩文好用古事，開西昆體之端倪。鍾嶸評價這一時期的詩風“殆同書抄，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袁枚“歎六朝之末，詩教大衰，二陸之仿《三百篇》，傅長虞之《孝經詩》、《論語詩》、《周易、周官詩》，編抄經句，毫無意味”。
五、唐五代時期
唐初詩壇出現以類書入詩的情況，虞世南的《北堂書鈔》以及官修的《藝文類聚》、《初學記》、《文筆要訣》、《古今詩人秀句》等類書向士人提供了詩材、詩料。以《李嶠百詠》為例，120首詠物詩分為氣象、坤儀、文物、武器、芳草、嘉樹、靈禽、祥獸、居服、音樂、玉帛等12類，每類10首，所詠120種物名與《初學記》相同的有92種，各種物名在其所屬類目中的編排順序也大致相同；另外，從用典情況看，《李嶠百詠》中有60%的詩與《初學記》選典相同。典故在詩裏的排列也與《初學記》近似。葛曉音指出《李嶠百詠》從類目、物名到典故的編排方麵都帶有類書的特色，“這是受唐初以來專講對偶聲律的著作常用的示範方式影響所致”。這種示範方式也就是詩歌創作不以詩人當時的情誌和意境為中心，而是以類書中的知識模塊為中心，創作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知識模塊“貼”到詩歌裏去。
唐詩發展到杜甫時代，擺脫了唐初類書詩的幼稚狀態，開始進入以經史之學入詩的時期，錢謙益說“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精於經學的詩人確切地說應從杜甫時代的詩人算起。“《詩》之逸也，《書》之整也，《易》之奇也，《禮》之經也，《春秋》之正也，以及《魯論》之義蘊，《孟子》之機利，左氏之詞琢，馬遷之窈眇，班史之沈雄……奚獨讓浣花一老擅場千古哉？”翁方綱列舉了杜詩以經學入詩的現象，“杜之言理也，蓋根汲於六經矣。曰‘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係’，《易》理也。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書》之理也。曰‘春官驗討論’，《禮》之理也。曰‘天王狩太白’，《春秋》之理也”。杜甫自道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成為後世以學問為詩的經典依據。
韓愈是緊接杜甫之後以學入詩的大詩人，其學“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曲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於其外矣”。“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於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尤其是他的詩文能“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李商隱《韓碑》），“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書猶陳列商、周彝鼎，古痕斑然，令人起敬”。其詩有學問的墊襯，向險怪一路發展，如他的“《南山詩》中鋪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中鋪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中曆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內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別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張徹》五律一首，自起至結，句句對偶，又全用拗體，轉覺生峭”。
晚唐詩人開始在詩中頻繁用典，並開始使用僻典，黃子雲說：“自漢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於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逮溫、李，力不能運清真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秘書，括其事之冷寂而罕見者，不論其義之當與否，擒剝填綴於詩中，以誇耀己之學問淵博。”李商隱詩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在詩中大量地使用典故。馬端臨《談藝》評曰：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謂李商隱“獺祭魚”，是因李商隱詩歌用典頗多，有“美難勝收”之感。同樣是寫愛情，《詩經》中的《關雎》是這樣寫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李商隱的《錦瑟》是這樣寫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對比就可看出，《詩經》中的《關雎》用當時非常通俗的語言自然地表達了對愛情的向往和追求，而李商隱的《錦瑟》用語華美，四句詩每一句都用了一個典故。
唐末皮日休、陸龜蒙“以學問為詩”已達到了相當規模。“凡山經地誌，釋典道藏，無不可援以入詩，讀者如睹春花，如窺寶肆，絢爛極矣。”這自然同他們淵博的學識分不開。皮日休《天中苦雨因書一百韻寄魯望》稱陸龜蒙“千卷素書外，此外無餘蓄”；皮日休隱居鹿門時，博覽群書，“閱彼圖籍肆，致之千百編。攜將入蘇嶺，不就無出緣。”入吳中後，曾向“守世書萬卷”的徐修矩“假其書數千卷”，“酣飫經史”（皮日休《二遊詩序》）。陸龜蒙《和襲美寄懷南陽潤卿》稱皮日休、張賁等人“水經山疏不離身”。他們明確認識到“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不從糟粕，安得精英”（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廣博的知識為他們“以學為詩”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單就他們唱和詩中明確注明出處的就有《尚書》、《呂氏春秋》、《黃錦素書》、《爾雅》、《本草》、《佛律》、《道書》、《相鶴經》、《茶經》、《竹譜》、《名山記》、曹毗《湘中賦》、陸羽《玩刀詩》、《沈約集》等，上至經史，下至子書雜家、詩文地誌、道藏釋典、醫書農書，無不采以入詩，至於引書用事未標明出處的就更多了。他們還以物之別名、人之小名入詩。如皮日休《夏景衝澹偶然作二首》以“湖目”代蓮子，《友人以人參見惠因以詩謝之》以“神草”代人參；陸龜蒙《幽居有白菊一叢因而成詠呈一二知己》以“延年”代白菊，等等。陸詩還時以古人小名入詩，如《襲美病中聞餘遊顏家園見寄次韻酬之》用謝玄、謝川小字，《奉和襲美古衫二十韻》用王瑉小字等。
六、兩宋時期
宋代以文教立國，禮遇士大夫，優渥讀書人，讀書人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士人讀書熱情高漲、流連書卷、傾心墳典、崇尚文化，成一朝風尚。他們的詩歌因此染上了濃厚的書卷氣、文人氣，多“議論詩”與“才學詩”。嚴羽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這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詩風。劉克莊說宋代詩人“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指陳宋詩以學問相高，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詩歌抒情言誌的本色。
宋詩在學理上勝出唐詩，原因有二：一是唐代的詩人幾乎都是純粹的詩人，除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數人可說是詩人兼學者，很少有身兼學人的。宋代則不同，當時較有成就的詩人大都兼為學者，如歐陽修屬廬陵學派，黃庭堅屬範呂學派，江西詩派中許多人出自理學家呂希哲、楊時之門。全祖望說：“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餘獨以為是言也，蓋為宋人發也，而殊不然。”他舉例說：“張芸叟之學出於橫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溪、謝無逸之學出於滎陽呂侍講，而山穀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範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呂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靖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為青江，栗齋之師為東泉，西麓之師為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他們喜歡以詩談學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二是宋人要超越唐人之詩，不為唐人光輝所籠罩，就必須充分發揮自己所處時代的優勢，“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為唐賢占盡，即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凡唐人以為不能入詩或不宜入詩之材料，宋人皆入詩中，且往往喜於瑣事微物呈其才技……諧謔之語，以及論事、說理、講學衡文之見解，在宋人詩中，尤恒遇之”，“宋人略唐人之所詳，詳唐人之所略，務求充實密栗，雖盡事理之精微，而乏興象之華妙”。與唐詩審美傳統以“情韻勝”不同，宋人以縝密思維在詩中“論事、說理、講學衡文”，並逐漸形成“以學勝”這種新的審美傳統。
宋初西昆體就明顯表現出引學問入詩。“西昆體就是主要靠‘撏撦’——鍾嶸所謂‘補假’——來寫詩的”，“作西昆體就要有學問，西昆體以用典為特點，沒學問不行”。西昆派以從曆代的文籍中“挹其芳潤”為能事，楊億《西昆酬唱集序》曰：“因以曆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他們尊崇李商隱，用典細密比起李商隱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昆酬唱集》中的詩作幾乎句句用典。西昆派以典故為詩，以才學為詩，經劉筠、楊億、錢惟寅等館閣大臣的大力推揚，成為宋初“官派詩學”的一種審美觀。“然而從北宋詩歌的整個發展來看，西昆體不過像一薄層、一個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麵上，沒有在水裏滲入得透，溶解得勻，它隻有極局限、極短促的影響……並且它‘撏撦’的古典成語的範圍跟它歌詠的事物的範圍同樣的狹小”，隨後的歐、王、蘇、黃大家入詩之學問比起西昆體詩人要“廣大得多”。
歐陽修詩多化用古人詩句——不像西昆體詩人那樣死板和直露，如“強飲猶能倒玉山”（《寄子春發運待製》）、“明月清風不用錢”（《寄河陽王宣徽》），化用李白“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陽歌》）句；“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送張屯田歸洛歌》），化用唐初詩人劉希夷“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春江花月夜》）句。歐陽修還善於點化在古典詩歌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固定含義的詞，諸如“章陌”、“南陌”、“南浦”等含有送別、離別之意的詞語，在送別詩中反複出現，如“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寄徐巽秀才》），“南浦空波綠，西破夕照寒”（《送客回馬上作》），“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寄張至秘校》）等。可以看出化用前人詩句是歐陽修常用的技法。
歐陽修所領導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雖然表現出對西昆派的不滿，但他們多是針對西昆派詩歌內容，對於詩歌的藝術技巧，特別是詩歌中的大量用典，是持肯定態度的。歐陽修曾就西昆體與晚唐體作過比較，認為西昆體“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對西昆體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因此，歐陽修在詩歌創作中，不僅有很多類似於西昆體“更相唱和、互相切靡”的作品，而且積極汲取西昆體“以學問為詩”的經驗。歐陽修在北宋詩壇“以學問為詩”的發展曆程中所作的貢獻是減少了西昆體詩歌的台閣味，增加了學問的廣度，將“以學問為詩”處理得更加藝術化。雖然他沒有像黃庭堅那樣提出係統的理論，但作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他的詩歌創作中的這一特點得到了後來者的繼承和發揚。
與歐詩相比，王安石的詩歌在“以學問為詩”方麵則更有本事。王安石說自己不僅熟讀經書，而且“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連詆責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博聞”、“博極群書”。以他的博學廣識，“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彙和典故的遊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處的或者看來新鮮而其實古舊的詞藻來代替常用的語言。典故詞藻的來頭愈大，例如出於《六經》、《四史》，或者出處愈僻，例如來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功夫”。他又善於“借事以相發明”，“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著斧鑿拆補之痕跡”。
王安石的詩歌不僅僅是用典使事，還表現出以學理入詩、以議論為詩的特點。如《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之一）：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知今是夢，道我能蓄積。貪求複守護，嚐怕水火賊。既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詩歌歎息世人不明本源，不了正法，貪圖利益，執著外相，結果不能擺脫世網，隻能輪回六道生死。隻有了悟自性，超脫名利，才可能頓悟成佛。
《禿山》一詩以生動形象的方式討論了抑製人口的重要性——避免因物質供求的矛盾而引發危機：
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禿誰使，鄉人語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遊。相匹乃生子，子眾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攀挽上極高，屈曲亦窮幽。眾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攘爭取一飽，豈暇議藏收。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齧，一毛不得留。”狙雖巧過人，不善操鋤耰。所嗜在果穀，得之常似偷。嗟此海中山，四顧無所投。生生未雲已，歲晚將安謀。
《兼並》一詩在曆史的回顧中表達了他抑製豪強兼並土地、發展農業生產的政治主張：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台。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並可無摧。利孔至萬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宋詩“以學問為詩”發展到蘇軾、黃庭堅有水到渠成之妙。兩人在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上進一步提升“以學問為詩”，“以學問為詩”不僅成為詩歌創作理念，而且成為一種雅人深致的審美觀。
蘇軾深刻地認識到學問對寫詩的重要性，“腹有詩書氣自華”（《和董傳留別》）。他評價韓愈“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認為“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因此，蘇軾非常注重知識的積累，平生嗜書如饑似渴，為其寫詩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蘇詩成為宋詩“以學問為詩”的典型代表。他以學問為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詩中大量地用典，甚至是釋、道僻典。邵長蘅雲：“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後，僅從東坡。蓋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誌、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及嬉笑怒罵、裏媼灶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施注蘇詩·注蘇例言》）二是他詩歌中無所不包、無意不入的詩材詩料，許多從前很難入詩的題材源源不斷地出現在蘇詩中，另一方麵增強了詩歌的知識性和趣味性，一方麵擴展了詩歌的表現範圍。沈德潛稱：“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王十朋也說蘇軾：“平生斟酌經詩，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奇妙，積而為胸中之文。”（《東坡詩集注序》）
黃庭堅“以學問為詩”不及東坡之“博”與“活”，卻勝之以“精”和“實”。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把他與東坡作了比較：“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捃摭痕跡。山穀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於無一字無來曆；然專以選材庀料為主，寧不工而不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翁方綱說黃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曆代體製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
黃庭堅提出“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要“無一字無來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語耳”（《答洪駒父書》）。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提出了一套操作性很強的紮紮實實的詩歌理論——“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他在《答洪駒父書》中雲：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惠洪《冷齋夜話》）
黃庭堅提倡把古人的東西再度開發利用，“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無一字無來處”，強調學問對詩歌的支撐意義，將“以學問為詩”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深受他影響的江西詩派成員都是學識淵博，作詩講究來曆出處。陳師道“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潘大臨“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尤匠心於詩”；洪朋“筆力可扛鼎，不無文字垂世，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有可畢茲能事”。他們自覺地運用黃庭堅的理論，創作了大量的學問詩。
宋詩以學問入詩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理學詩，即以理學入詩。理學詩不隻出自理學大師之手，宋代有名的詩人大概都作過理學詩，但集中出現在邵雍、程頤、程顥、朱熹等人的詩集中。邵雍與“二程”的理學詩多概括舊有哲理之語以成韻語，如邵雍《擊壤集》之卷13《乾坤》：“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為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程顥《和邵堯夫打乖吟》雲：“打乖非是要安吟，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為詩豪剩借春。盡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兩首詩以理學入詩，然基本上是以韻語說理，作成了醫藥書中之湯頭歌訣。朱熹的理學詩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宗尚舊有哲理而以新喻參證成詩，如他的《觀書有感》其一雲：“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是乃《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妙解，且較《易》語更明澈醒豁，包孕亦廣，故千古流傳，洵可取也。其二雲：“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是乃暗襲禪宗由漸到頓之意，與其解經“一旦通忽然通貫”之說相表裏，足為其理之巧喻說明，而別無所加焉。有論者讚其詩“有達理，無背理；有理趣，無理障”。總之，宋代理學家以理學入詩，明顯出現以學術入詩的情況。
元、明兩代詩歌總體上走的是唐詩學問化的路子，且學問化並不是這兩代詩歌的時代特征，所以這裏不作贅述。
七、有清一代
清代詩歌的“學問化”程度更進一步突出，而且貫穿了整個清詩史。清人“六經三史諸子別集之書，填塞腹笥”（錢謙益《黃孝翼蟫窠集序》），不僅詩歌中典故運用經常化和偏僻化，而且大規模出現以學術入詩的情況，尤其是以樸學入詩，所謂“考據之學，後備於前，金石之出，今富於古。海雲鼎籀，紀事西樵；杜陵銅檠，征歌石笥。鍾彝奇字，敷以長言；碑碣荒文，發為韻語。肴核《墳》、《典》，粉澤《蒼》、《凡》。並足證經，亦資補史”（徐世昌《晚晴簃詩彙序》）。“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陸廷樞《複初齋詩集序》）。大量以樸學入詩，大規模出現以學術入詩的情況。（後文有詳論）
古典詩歌學問化踵事增華、由弱漸強的曆程總體上能體現出從詩人之詩向學人之詩方向轉換的曆程。魏晉六朝時期以玄學佛理入詩，“學人之詩，作俑始此”顥到了宋代，士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詩歌和學術兼擅，標誌著以雙重身份出現在詩苑和儒林的學人詩歌創作的成熟。元明兩代士人延續著宋代士人詩苑和儒林兼擅的勢頭。學人之詩的繁盛出現在清代，學者型詩人的數量大大超過了宋、元、明三代，著名的學人基本上就是大詩人。而且自宋以後，學人學術範圍不斷被拓展，學人之詩的題材範圍也得到空前的拓寬。到了清代，“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韻、禮樂、兵刑、農桑、布帛之要，下至射禦、醫藥、術數、遊藝、庶卉，滿、蒙、西域、外國之文，殆無一不通方合莫，窮流溯源”，學人之詩表現領域之廣、數量之多，真可謂彬彬興盛，非前幾代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