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逆不道的行為觸怒了當權者，槍打出頭鳥，擒賊先擒王，於是在軍宣隊、工宣隊、農宣隊聯合進駐園藝場、宣布解散知青群眾組織的行動中，他很快被隔離審查，被掛上“知青反動組織壞頭頭”的牌子在全縣大會上批鬥，脖子上掛著糞桶遊街示眾。之後又押回園藝場監督改造，發動知青揭發批判。由於當權者揚言將立即撤銷園藝場，對哥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所有知青分散，根據政治表現再次下放插隊到生產隊，在威脅利誘下，有的知青不得不昧著良心與哥哥劃清界限，甚至有個別知青在批鬥會上動手打了哥哥。嚴酷的政治形勢和相處多年、情同手足的知青兄弟反目成仇，使年僅23歲的哥哥萬念俱灰，他看不到出路在哪裏，在批鬥會結束後的深夜，乘看守瞌睡溜出監房投塘自盡了。當權者不準收屍，還張貼出了“畏罪自殺、死有餘辜”的標語。幾天後屍體有了異味，才由知青乘夜悄悄以蘆席裹著就地淺埋。又過幾天後，野狗刨開墳堆，撕扯出一些衣服和肢塊，還是知青們再次培土築墳。而園藝場所有的知青果然在不久以後就形單影隻地全被分散安插到遠離縣城的公社生產隊，曾經成為全縣乃至地區一麵紅旗的知青園藝場從此不再存在。我們沒有理由過多地責備那些屈服於壓力的知青同伴，我們不能原諒的是那個時代和當權者。他們需要的隻是俯首帖耳的走狗和奴才，一旦奴才走狗覺醒起來，要想擺脫奴性，做回自由人，他們是決不會心慈手軟的。哥哥的悲慘遭遇就是極好的證明。
母親大約聽到了一點風聲，寫信要哥哥寄一張近照回來。幸而在哥哥留下的日記本裏夾有一張在靖縣的照片底片，於是到照相館放大了頭像，洗了一張“寄”來，照片裏的哥哥依然是容光煥發，洋溢著青春朝氣。母親端詳審視了半晌，高興地說：“還好，看來救火還沒有在臉上落下傷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吳鎮泰來信說，同樣沒有出頭之日的他要離開靖縣轉點去離長沙不遠的望城農村，信，不能幫我轉寄了。這又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收發過信件的都知道，一封信上必然有兩個郵戳：一個發出地郵戳，一個收到局郵戳，不從靖縣轉寄長沙，這兩個郵戳哪裏來？情急之下，便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偽造。用萬金油的空盒子周邊塗上黑油墨，蓋在信封上，用細細的竹簽蘸點油墨畫出兩道橫線，再寫上“中國人民郵政”和“靖14支”的細字，然後用毛邊紙吸去多餘的油墨，擦模糊了，就是靖縣的郵戳。拿著這封假信跑到距廠不遠的郵電所，遞給值班的伯伯或是阿姨，他（她）們抬起頭來似有所悟地看我一眼，接過信來，也不做聲，“啪”地蓋上個郵戳，順手就丟到一堆剛收到的信裏去了。
最困難要算我下鄉的前夕。本來鑒於我家的特殊情況，1968年知青大下鄉時街道就沒有催我去，反而安排我做臨時工，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抓壯丁也隻“三丁抽一”嘛。但到了1969年底，風聲更緊了，母親所在工廠派人到街道注銷了我的戶口，通知我下放湘西永順縣。臨行前，我找到廠革委會主任，請示是否廠裏把哥哥去世的事情與靖縣有關部門交涉清楚，通知我母親算了，因為一旦我下到湘西，假信幾乎就無法再造了。素來不苟言笑的主任一反常態地溫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偉大領袖的號召，誰敢不積極？至於你哥哥嘛，聽說是個不錯的青年，運動的事嘛，一時也說不清。考慮你母親的身體情況，還是不告訴她為好。你還是克服困難，下去後再想想辦法嘛。”於是，這一套造假的工具便跟隨我來到了湘西農村。白天，我的身體勞作在永順的山林，到了晚上，我的靈魂卻遊蕩在靖縣的田野，編造出一個又一個新的情節。而那些每兩個月一封的靖縣來信按時從永順縣寄給了在長沙與我母親關在同一“牛棚”的“牛友”，再由她們完成我沒有做完的工作。與此同時，我還必須用另外一種筆跡書寫我自己寫給母親的家書。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那件事，我和那些好心的人們會努力把這件事一直做下去。然而，世上真沒有永久的謊言，否則我願意為購買它付出任何代價。最擔心的事在我下鄉一年以後終於發生了！
我母親勞動的班組燒了一台小馬達，卻沒有人承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罪名很自然地落到了母親這個階級敵人頭上。急於表現的生產組長組織了批判會，其實他出身地主，比我還差。見工人們都低頭不語，他隻好自己開了大炮：“你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家夥，全家沒一個好人，你丈夫、你兒子都死有餘辜！……”如晴空霹靂，母親被驚呆了，她再也聽不見後麵罵了些什麼，她隻是挨個地問：“告訴我，我兒子怎麼啦？”從工友到領導沒有一個人正麵回答她的問題，她隻能給遠在千裏之外的我寫信一問究竟。當這封信輾轉到達我手中時，正是臘月二十六，我在大雪飄飄的水庫工地上抬石頭。我知道母親希望我堅決地否認這個令人崩潰的事實，但我已經無法繼續隱瞞下去了。寫了回信寄出，我便立即請了假，趕了幾十裏山路，終於跳上了兩天行程的長途汽車。當我在風雪裏闖進母親的小屋，母親正在昏黃的燈光下，坐在床沿邊，捧讀我的來信。母子抱頭痛哭，那慘痛我至今不敢落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