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蔡，你不想找一個伴侶？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遇上合適的人？”
“×××，好小子，你又拿我尋開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蔡擔憂，沒有一點尋開心的念頭。然而，對照現實，我問的這句話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經習慣了。”
阿蔡又補充了一句。
“在生活中慢慢接觸了解，一切都隨緣吧！”
我也補充了一句。
阿蔡沒有頹廢，沒有消沉，我為他高興。
上海變了，新興的高層建築林立，嶄新的市容連我這個老上海也不認識了。上海的人也變了。束縛人們思想的緊箍咒一旦解除，那種裝腔作勢，三句話離不開“最高指示”
的高調不見了。
社會變得多元化，人們也顯得更個性化了。當年把胸脯捶得嘭嘭響的“左左先生”，現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廳，十分投入地唱著“給我一個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當年被貼上資產階級思想標簽，吃足苦頭的落後分子，現在卻關心起國家大事，甚至為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擔憂了。
嶄新的上海，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華麗的時尚、成功的人士、搶眼的新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遺忘的社會底層，還有著像阿蔡這樣一批人。他們守著自己的信念，他們有著自己的追求，他們過著自己的生活。
時間不早了，我向阿蔡告別。
我告訴他，今後回國時，我還會來看他的。
夜深了，我又沿著當年經常漫步的路，走著。
明天一早，太陽又會從東方升起，阿蔡又會加入浩浩蕩蕩上班的人流，喧鬧的馬路上，又會出現一輛輪椅，慢慢地向上海圖書館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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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哥走後的日子裏
孟企平
善良的人性，是暗夜中的月輪，雖然朦朧卻給夜行人以勇氣；是久旱中的甘霖，雖然稀少卻給焦渴的土地以希望；是三九嚴冬中的陽光，雖然微弱卻給饑寒交迫的人們以溫暖。她更是岩石下的草根，乍看不見，但你翻開岩板，會看到在那麼嚴酷的條件下，草依然在頑強地潛滋暗長，總有一天會衝破岩石的重壓探出頭來，點染出一片春色。
在文化大革命那腥風血雨、摧殘人性的年代，人的天性中惡的成分被充分釋放並成為主導，但善良仍在。在哥哥走後的那些日子裏，是人性的點點星光照耀著我，給我勇氣、溫暖和希望，陪伴我走過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
1968年初冬傳來哥哥去世的消息，使人怎麼也不能相信。這可能嗎？哥哥孟鐵強是1965年9月從長沙市五中高中畢業，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帶隊下放到邊遠的湘西南靖縣五四園藝場的。在學校，他是學生會主席、校團委委員，下鄉後他是團支部書記、知青隊長，勞動不怕苦，事事帶頭幹，為救火負過傷，出席過地區的知青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68年他還不滿23歲，正是意氣風發的青春年華，怎麼會說走就走呢？我們的父親早逝，母親患癌症剛做過大手術，我因學校停課鬧革命且家庭經濟困難而退學在家，還有一個因病弱智、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弟。長兄當父，哥哥是全家的主心骨，他怎麼會棄我們而去呢？然而，與哥哥一起下放的知青學友吳鎮泰的一封靖縣來信卻把這樣一個冷酷的事實擺到了我的麵前。天塌了！山崩了！地陷了！
哥哥去世的消息讓人猝不及防。這消息太突然了，他不是一個多月前才在母親的病床前告別，按通知要求返回靖縣就地鬧革命去的嗎？雖然聽說知識青年成立的群眾組織成了運動後期清理打擊的主要對象，縣裏派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園藝場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也在受審查之列，但不是還有那麼多同窗數載、同勞動又三年的同學，還有一條天天掛在嘴上的口號“相信群眾相信黨”嗎？母親和我天天牽腸掛肚盼來的竟是他的死訊？！不！不能讓母親知道！少年喪父、中年喪夫已經讓她嚐夠了人間的苦楚，病痛折磨和無辜受辱又雪上加霜，現在老天還要把老年喪子的最慟加之於她嗎？
哥哥去世的噩耗令我手足無措。不讓母親知道是很難的。一個親人長期沒有信息會令人生疑，何況我們所在的母親工作的工廠有數百幹部職工，人多嘴雜，“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何況是死人的大事，紙裏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牆。中國雖然科學通訊不發達，消息傳播得卻是出奇的快，上個月廠裏一位女職工的丈夫在內蒙古草原上被另一派用馬刀劈成了兩半，不脛而走的消息不到半個月便傳遍了各個車間、宿舍。加上母親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這恐怕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使用範圍極廣的專用政治名詞一直遺傳到現在，隻要你在中文計算機的鍵盤上輸入“niuguisheshen”這一串拚音字母，它就會自動生成這個觸目驚心的詞彙），天天出門右臂上都戴一個黑袖章，上麵一個大大的“牛”字。同事們有必要對階級敵人抱有同情、保守秘密嗎？想瞞，太難。想不瞞，更難！那豈不是要了母親的老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