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農場的阿蔡，如果腦袋靈活，說一些領導愛聽的話，也許會受到熱烈歡迎，說不定他的癱瘓還會變成什麼英雄事跡，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呢。
據說，領導開始也確有這樣的打算。隻要阿蔡能夠領會領導的意圖，控訴喀什城內那些暴徒的打砸搶行徑，鼓動一下農場職工的革命熱情，就可以撈個先進模範當當。
可是，不識時務的阿蔡，卻偏偏說出了領導最不愛聽的話。阿蔡說，紅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壞人，紅二司和一、三司一樣，都是革命群眾組織。阿蔡還說，雖然他的脊椎是紅二司的人打壞的，但他不怨恨紅二司的群眾。
唉，阿蔡呀，你這不是自找苦吃嗎？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農場，幾乎無人知曉。因為阿蔡的生活已無法自理，他被安排在衛生隊一間病房裏，養著。每天衛生隊開飯有他一份，餓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塊用過的抹布，被扔在牆角裏，幾乎被人遺忘了。
然而現在的阿蔡不再是剛從戈壁灘羊圈出來，說什麼都信的阿蔡，他開始思考。在喀什待了大半年，對“文革”的體驗，他遠遠超過了我們。一年多前，在戈壁灘羊圈裏，他傻呆呆地聽我吹“文革”的消息。現在輪到我張著嘴，傻呆呆地聽他講城裏“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們同一裏委出來的一位女知青在衛生隊病故。
這位女知青剛住進衛生隊時，我還去看過她，順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
那一天下午，我們三個還在阿蔡的病房裏說說笑笑。我們回憶起進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還回想起裏弄生活中有趣的點點滴滴。分手時，她還關照阿蔡要注意勤換衣服。
誰能想到，這一分手竟成永別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高中畢業時因為這關節炎不能參加高考。像她這樣的身體是不應該到新疆來的，可是她堅決要求，反複要求，最後街道批準了她的請求。
真不知道，關節炎竟會這麼致命。
到團部參加這位戰友的追悼會時，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喪，他喃喃地說：
“真想不到，幾天前她還在這兒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為無法參加她的追悼會而沮喪，他讓我代他向這位老戰友告別。
“會的，我一定會的。”
我們裏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團。還不到四年，現在死的死，傷的傷，瘋的瘋，鬥的鬥，隻剩下兩位能參加她的追悼會。代表戰友們向她告別，抬著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追悼會會場的前方，掛著老戰友的遺像，遺像四周披著黑紗。像中的她還是在裏弄時的模樣，帶著微笑，嘴巴微張著，好像要給我們說些什麼。
說些什麼呢？好像聽見了，就是她在裏弄時常說的，走革命先輩走過的路。
先輩走的是什麼路？我腦袋轟轟響，理想和現實在撞擊，一個個書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過來。
林道靜走出了舒適的小家，加入了街頭的遊行隊伍，“抗日！救國！”
祥林嫂走出廟門，滿臉紅光，“我捐了門檻了！我捐了門檻了！”
森林裏，渾身泥漿的保爾和共青團員們，要趕在入冬前修築一條鐵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著茶水，在地上示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
敲鑼打鼓的人們在歡送，哭得驚天動地的親人們在火車站的月台上告別。
躺在棺木裏的老戰友，戈壁灘上放羊的阿蔡，吊死在禁閉室的副班長……我們走的是什麼路？誰能告訴我？
戈壁灘上一塊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幾十個墳堆。
我們的老戰友，長眠在這兒，這一片她立誌貢獻青春的土地。
這兒沒有鮮花，沒有鬆柏，也沒有青草。但是，這兒可以望到無邊的農田，可以聽到嗚嗚的風聲，風沙小的清晨，還可以看到浮在天邊的昆侖山。寫到此處，心裏響起一首後來的電影歌曲，那是一支男聲小合唱。
“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岡，再插上一朵美麗的花……”
幾十年後，人們又探討起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曆史定位。曾經卷入這場運動的老知青們，又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曆。由於每個人的境遇不同，結局不同，看問題的視角不同，反思的結果不可能相同。出現了爭議。
對這些長眠在大地懷抱中的老知青們，我想，就不必拷問他們是有悔還是無悔。還是讓他們靜靜地躺在那兒，懷著他們的青春夢想吧，不管他們的夢想今天看來是不是幼稚可笑。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
這十幾年，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文革”結束了，“四人幫”倒台了，高考恢複了，上山下鄉不提了，絕大多數在農場農村的知青通過各種政策返回了家鄉。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學習。
阿蔡怎麼樣了？
阿蔡到上海後，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縮，兩條細細的腿，軟軟的。農場是按長病假待遇給他發工資（70%工資）。這點阿蔡無法接受。他並不是生病而癱瘓的，有這樣的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