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和阿蔡的思想覺悟並沒有那麼高。我們當然希望多一些人決心去新疆，大家也熱鬧些。但我們還不至於去做別人的動員工作。咱連團員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間，倒是有一些團員。我們倆有一點是共同的，在學校裏都是三好學生、班幹部，幹什麼事都積極，從來都是在讚揚聲中長大的。因此，我們都不想背社會青年這個名聲，希望早一點解脫。
但我們決心去新疆的動機，卻不完全相同。
當時我的書呆子氣極重，整天喜歡想些社會、人生的大道理，已經被整成那個熊樣，還好像自己是黨委書記似的。我是為了尋找真理去新疆。因為廣播中講的，報紙上寫的，和我看到的現實根本對不上號。我要弄清這到底是為什麼，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個好學生，他還是個出色的航模愛好者，當時已經是個二級運動員了。
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還排不上號。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進省隊了。他相信，隻要自己在新疆兵團好好表現，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負麵影響，可以進省隊的。
新疆建設兵團的招生一開始，我們倆就第一批報了名。那一陣子，我們每天都興奮得像個天真的小孩子。報紙上、雜誌上，隻要是新疆的消息我們就愛看。廣播裏，隻要是新疆的新聞、故事我們就愛聽。
晚上，我們倆喜歡在法國梧桐籠罩的馬路上漫步。我們互相激勵要經得起邊疆艱苦的考驗，我們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體能上的準備。
有人說，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實的生活，是任何金錢也買不到的。這話不假，可以說，那一陣子，我們的生活是相當充實的。但是，如果你現在問我，假如時光能倒轉幾十年，再讓我重新作一次選擇，我會不會還選擇走這一條路呢？我對自己走過的路，並不後悔。從樸實善良的父老鄉親那裏，我學到了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鄉的真實背景，絕對不會再走這一條路。
要出發去新疆了。我們兩個裏委的支邊青年組成一個班，我和另一裏委的一位知青擔任正副班長，阿蔡就在我們班裏。
告別大上海，大部分支邊青年心情沉重，愁眉苦臉。阿蔡是為數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對這一個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對能不能帶好這個班心裏沒底。
火車一開，車廂裏、月台上，哭聲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雖然到新疆是自願報名，報名的動機卻形形色色，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裏委幹部軟硬兼施壓力下無奈的選擇。
平時為了不讓父母傷心，他們會強裝出笑容，在和親人分別的最後瞬間，內心的真情衝破一切偽裝，決堤了。
阿蔡沒有哭，他是笑著告別親人的。在車廂裏，他還不斷地安慰鼓勵其他知青。雖然他從來也沒說過，我總覺得，他自願報名去新疆的心靈深處，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動，減輕母親在裏弄所受壓力的成分。為了不讓母親為此傷心，他把這種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後分手的時刻也沒有流露。阿蔡夠堅強的。
在吐魯番下了火車，又坐上了大卡車。整整開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11天）才到農場。一上大卡車，知青們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情，又開始動蕩了。黃沙、灰霧、茫茫戈壁，開幾個小時車不見人煙、房屋和樹木。顛簸的道路，發麻的雙腿，幹裂的嘴唇，身體不時彈起來腦袋撞上卡車頂篷。想到今後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開始哭了。有的開始後悔，鬧著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車。
要穩定大夥兒情緒，而且要把大夥的情緒提上來，班長的工作不好做。難得的是，不是幹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緒穩定，還不斷鼓勵大家，想著點子把大家逗樂。途中歌詠比賽開始了。卡車和卡車，班和班，裏委和裏委，挑應戰不斷。阿蔡領著大夥做拉拉隊，嗓子都喊啞了。
戈壁沙塵中，顛簸的卡車裏，傳出一陣陣歌聲，“我們年青人，有顆火熱的心，革命時代當尖兵。
哪裏有困難，哪裏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
大夥的情緒高漲起來。有趣的是那幫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們，笑得最歡的也是她們。那一年支邊青年中，據說我們這一批途中的情緒最高，紀律最好。可能和我們這一批中，有相當一部分像阿蔡這樣主動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關吧。
我們的農場屬於農一師四管處，位於昆侖山腳下的戈壁灘。這兒應當算離上海最遠的團場。當然，如果朝西繞地球的另一個方向量，這兒是離上海最近的團場。“文革”中想家時，我們常用這樣的玩笑自嘲。一年後（1966年），兵團以農一師四管處為基礎成立了農三師，從此我們就是農三師了。
兵團素有“富八師，窮三師”之說，這話不假。我們這兒土地貧瘠，物資缺乏，交通不便，連喝的水都是鹽堿水。一天至少拉兩回肚子，大田勞動時不時有人扔下砍土镘往兩邊奔。男男女女也顧不得羞恥，男的往一邊奔，女的往另一邊。有的奔到沙包邊還來不及蹲下就開始解褲帶，幹什麼好事不說也知道。
一係列艱苦的考驗，阿蔡都經受過來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項勞動競賽中名列前茅。
三個月後，我和阿蔡同時調到農場值班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