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對著門，正在看一件小東西。
“阿蔡，還記得我嗎？”
阿蔡轉過身來，目光有些遲鈍。大概是為了方便輪椅移動，房間裏就擺一張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張空床上。這樣的擺設對來訪的客人很不方便，還得把凳子搬下來才能坐。
阿蔡隻猶豫了一會，眼睛裏就閃爍出火花，當年的阿蔡又回來了。
“啊哈，×××，我當然記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沒聽過別人這麼喊我，當年在農場，差不多每人都有個不那麼雅的外號。阿蔡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會兒瞧我叫你的外號。
隔了這些年，我們都老了。阿蔡看起來發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據說下肢癱瘓的人，由於人體的代償功能，會使上身發胖。當然，整天用手搖輪椅，上身鍛煉的機會也多些，可能也是另一個原因。我總覺得小房間裏少了些什麼。
“你爸爸媽媽呢？”
“他們都過世了，是前幾年。我能給他們送終，也算盡了一份孝心。”
“現在就你一個人？”
“是呀。我白天有時到上海殘疾人協會幫忙，當義工。”
“記得你還有個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還想問些什麼。比如怎麼做飯，怎麼洗衣呢？怎麼上床，怎麼解手呢？就一個截癱人怎麼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間裏簡陋的擺設，什麼也不用問了。
阿蔡的編製還在新疆兵團。他已經退休了，靠農場的退休工資維持生活，農場每隔三個月把退休工資寄給他。多年下來，農場的幹部換了好幾茬，寄工資的人也換過幾個。
新的人已不認識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雲煙，被人遺忘了。有時農場忘了給他寄工資，他還得寫信去，反複解釋，折騰幾回，才能把工資要來。
然而，阿蔡沒有忘掉農場，更沒有忘掉當年共患難的知青哥們兒。
阿蔡的記憶極好，他還清楚地知道有哪幾個知青還留在農場，誰誰誰現在幹什麼。
有的我已經記不起他們的名字，阿蔡就會提醒我。
“不記得了？當年和×××打架的那個。”
“哎呀，你怎麼把他忘了！不就是當年死追×××的那個嗎？”
他還告訴我，一年前，回城的農場老知青們為紀念進疆35周年，特地組織了一次聚會。那次真熱鬧，連農場的寧波知青也結伴來到上海參加聚會。誰誰把老伴也帶來了，誰誰把孩子們都帶來了。還有誰誰誰來不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隨著阿蔡的敘述，記憶的閘門悄然打開了。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報戶口，我終於結束了沒有戶口的日子。之前因為我被北大稀裏糊塗開除退回上海時，沒有任何證明。誰知道我有沒有殺人放火，有沒有現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調查，當時沒同意我報戶口。
戶口剛報上，街道裏委馬上通知我參加社會青年活動。
當時的社會青年，就是失學青年。所謂的社會青年活動，無非是裏弄幹部車輪大戰，動員你報名去新疆。能動員的，早已報名走了。留下來的，都是身經百戰，不管你怎麼動員，“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說是社會青年，社會地位其實是很低的。連小孩子都會在街上追著他們叫：“社會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儂到新疆去。哈哈哈！”
於是社會青年趕緊低著頭走開，就像當年的孔乙己在眾人哄笑中離開鹹亨酒店。
第一次去參加這樣的活動，我就告訴裏委幹部，不用對我動員，我早就決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裏委幹部喜出望外，她們告訴我，裏弄裏還有一個不用動員就決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這次活動。一看就知道是個精明能幹的青年。他理著短發，性格活躍，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去年初中畢業，其實他和我同年，我因為念書早，去年高中畢業。在學校裏，阿蔡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過去還是少先隊大隊長呢。這樣一個好學生，怎麼連高中都考不上呢？
還不是因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親，是“地富反壞右”中排行老四的壞分子。說真的，這“黑五類”中，其他四類常常看到，就這黑老四還是第一回見識。更離奇的是，阿蔡的母親不知得罪了哪個裏委幹部，所以並非是她的工作單位，而是裏弄把她打成了壞分子。直到現在我還沒弄明白，這小小的裏弄幹部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權力。
嗐，別想了，那個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著呢。
其他的社會青年，有意識地回避我和阿蔡，擔心我和阿蔡動員他們報名到新疆去。
這樣，我和阿蔡接觸的機會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