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70年4月被關進了涼山州普格縣公安局看守所，成了一名等待槍決的死刑犯。離開了李肅仁暗無天日的統治，我理所當然地否認了強加在我身上的罪行。我一再提起申訴，憑著各種證據等待著時機，並揭露李肅仁殘害知青、製造冤案的種種伎倆，讓世人看清這一切的本來麵目。公安機關也把那張胡義遷偷偷藏起來的誘供紙條從廁所牆縫裏挖了出來。（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成都知青胡義遷，他不但沒有用這紙條去邀功請賞，還為證據的保護盡了自己的力量和道義，為這件冤案順利澄清創造了條件。）隨著“十年浩劫”進入尾聲，國家法製開始恢複，定罪開始注重證據。我被關押了四年多，於1974年7月和其他被冤枉的知青們終於得到平反，無罪釋放，恢複名譽，補發工資，安排工作。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我也由一個意氣風發的小青年變成華發滿頭的老人，在每天逗著孫兒怡享天年之餘偶爾也會想起那人生沉淪、法度全毀、人權被踐踏的可怕年代，深感一個安寧、和諧、法製健全的社會對每個人都是多麼重要啊！
作者簡介
龔聯宇，男。1965年成都七中高中畢業後在知青訓練班學習，1966年2月下鄉。
1974年在涼山州昭覺工作，1986年在涼山州有色金屬公司工作。199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01年退休。
誤入“主戰場”
何隆華
1970年9月的大巴山，又開始陰雨綿綿，挖完紅苕就該忙著種小春了。生產隊派我下山去背化肥，在場上碰到一同插隊的知青江誌勝。他說：“我們去公社革委會請趙文書喝一頓酒，再請他給出張證明，跟我一道去看看我哥，行嗎？”我說：“你哥在哪裏？”他說：“在廣元煤礦，我媽媽寫信來叫我去看看他。”
我一下興奮起來，早就聽說廣元煤礦是國營大煤礦，我倆去一定能蹭到幾頓飽飯，興許還能吃上肉。連日裏在陰雨天挖紅苕，腰酸背痛的還真想出去走一走。於是想方設法搞了一斤酒，提起去找公社文書趙世榮。趙在酒精和肉麻的討好話、恭維話作用下，大筆一揮，“最高指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等等。下麵是：“茲有我公社革命知識青年江某某、何某某因事前往廣元煤礦，請沿途準予食宿，特此證明”雲雲。落款南江縣正直區勝利公社革命委員會，上麵蓋上一個鮮紅的印章。我倆歡跳著跑回生產隊去請假，信簽紙寫的證明不敢放在衣袋裏，一直捧在手上，生怕弄花了上麵鮮紅的神聖印章。
背著幹糧步行九十多裏山路到了東凡，摸出證明走進東凡公社供銷社小旅店，旅店管理員仔細分辨證明上的印章後，在證明上批上“已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店住宿”並蓋上旅店的章，才給我們登記。四角錢住一晚上的床位是供兩人合睡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倆按計劃在東凡至旺蒼的公路上選擇了一處坡陡彎急的地方埋伏下來，一邊抖落身上的虱子，一邊等候過路的貨車。終於，一輛從東凡開往旺蒼的貨車來了，趕緊尾隨而追，在汽車爬坡減速時翻身而上，上車後立即躲進車廂兩旁駕駛員反光鏡看不見的死角裏。數小時後，汽車快到旺蒼縣城了，我倆跳車趕快逃跑，被駕駛員抓住是要挨黑打的。接著就趁夜幕爬小火車，和一群盲流一起半夜扭開車門，鑽進停在車站運耕牛的車廂裏，忍受著牛糞的熏陶和耕牛的擠壓。天快亮了，盲流告訴我們：如果火車頭掛旺蒼方向的車廂就趕快跳車，掛廣元方向可以悄悄地不要動。經過小火車一天的顛簸，我們終於和耕牛一起抵達廣元。
當我們在廣元火車站下麵的河邊洗幹淨臉、整理好衣服，一臉從容地跨進國營廣元快活煤礦的大門時，天色已經晚了。在接待室坐了一會，一位穿軍裝的幹部匆忙趕來，看了看我們放在桌子上蓋著鮮紅印章的證明，客客氣氣地把我倆帶到礦部招待所。幹部說：你們先到澡堂洗澡，我去食堂為你們安排夥食。我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進澡堂，在空暢的澡堂裏，熱水嘩嘩地衝去淤積多年的猥瑣與自卑。我和江誌勝互相打鬧著，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洗完澡，在食堂吃著熱騰騰的菜飯和久違的豬肉，接著又躺在招待所幹淨、柔和、溫暖的被蓋裏，我倆感慨得輾轉難眠，當一名國企職工竟然是如此幸福。
第二天吃早飯時，幹部又來核對我們要找的人的姓名。他到礦部去查了人事檔案告知我們要找的人在七中隊，並安排生活車送我們到了七中隊。在七中隊辦公室，幾名幹部仔細研究了我們的證明後，進裏屋去抱出一大堆檔案來翻閱，一個幹部突然神色嚴厲地喝道：“江誌勝，你和王複生到底是什麼關係？”江說：“他是我哥呀！”“什麼！你們兩個為什麼冒充外調幹部？”我說：“我們沒有哇！”“你們知不知道王複生是改造對象，人民的敵人！”
我倆一下傻了，糊裏糊塗地我們成為了階級敵人的同夥。這時，我悄悄抬頭才注意到牆上到處是“抗拒改造，死路一條”、“階級鬥爭要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越抓越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殺氣騰騰的標語。我們被帶到房間的角落站著，麵壁接受訓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