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實踐型的文化不僅僅是一種觀念，而且更多地表現在對溫州的文化想象之中。一種世俗關懷彌漫在溫州文化之中。如南戲的發展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而“永嘉四靈”的詩也是如此。南戲無疑是植根於市民文化之中的藝術，它的表達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有市民文化的世俗性的特點。它有一種來自平民百姓的世俗的趣味。它是在市鎮之中崛起的，也是商業文化發展的結果。它的天地正是在市民之中。而“四靈”的詩其天地也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們反對“江西詩派”大量用典的風格，而是注意白描，在平凡中發現詩意。如有名的趙師秀的詩：
黃梅時節家家雨，
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
閑敲棋子落燈花。
這裏的詩意正是來自日常生活，它給予我們的是一個場景，一個極為平易卻非常感人的人生片段。這正是溫州的意境。它不是孤絕超越的思考，而是世間普通人所麵對的情感，微雨、蛙聲和燈下寂寞的人，這是世俗的，卻充溢著詩意。它並不宏偉，卻很奇妙。
溫州的實踐型文化恰恰與它的商業氛圍有關。在南宋時溫州就是發達的海外貿易的港口。“其貨纖靡，其人多賈”，是當時人對於溫州的描述。商船往來於亞洲各地，為溫州帶來了活力和生機。溫州人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是不是和這最早的交流有關呢？但無論如何，這種通商的曆程畢竟打開了溫州人的眼界，告訴他們一個廣闊天地的存在。溫州人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在早期的商品和市場中成長的。這種文化特征似乎也是溫州在近二十年中急劇發展的精神源頭之一。溫州人的這種經營的能力在條件具備時會發揮得淋漓盡致。
堅韌與刻苦
在今天的許多外地人眼中，溫州人是堅韌而刻苦的。他們往往背井離鄉，在困難的環境中經營一些小本生意，如裁縫、製鞋以及自產自銷各類小商品，在北京南郊有一個頗具規模的“浙江村”，來自溫州的生意人占了大多數，我的一位朋友王春光先生曾對此做過專門研究。由於浙江村的環境不盡如人意，一時間爭議很大，可無論怎樣，溫州人的堅韌和刻苦的經營，仍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溫州的實踐是在商業氛圍中發展的，所以，溫州人的堅韌和刻苦決不僅僅是農業文化的刻板，而是滲入了精明和機敏。溫州人的認真中仍然有讓人感到有趣的聰明。而近二十年來溫州的發展以及財富的積累已經變成了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這發展的衝擊力改變了每一個溫州人的命運。
我想用我的伯父做一個例子。記得在1986年，一位溫州親戚來到了我們北京的家中，向我們講述了伯父的故事。“文革”結束後，已經50歲的伯父終於得到了平反，回到了溫州老家，麵對著一家老小，如何養家糊口、開始新的生活是最急迫的事。在剛剛回到溫州的前三個月中，伯父什麼工也沒做，而是在溫州城裏最繁華的大街上來來回回逛了個夠，和那些店主、生意人們搭訕著閑聊，了解些生意經，同時他發現在這條商業街上，獨獨沒有個賣鐵釘、螺絲的小五金店。伯父東挪西借，湊足了一筆本錢，帶著全家人開了這麼一家小店。據這位親戚講，伯父做生意是很辛苦、很賣力的，大家起早貪黑，出外進貨，為了省些本錢，五十多歲的伯父經常自己背著沉重的鐵製品從工廠走回店裏。其間，為了多掙些錢擴大生意，伯父的女兒、女婿又去了上海，在路邊擺了一個賣三黃雞的小攤。現在的伯父，已經把自己一手創立起來的幾家製鞋廠、五金廠交給了孩子們，在溫州安度晚年了。每當想到伯父一家的創業故事，我就不由得感慨萬端。伯父和父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卻因為人生中某些不可預知的因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伯父做生意的艱辛，是埋頭於書齋中的父親難於真切感受的，而父親為自己那一字一句的語言學研究所耗瀝的心血也是伯父難以想象的。如果說他們有什麼共同之處，那便是溫州人身上的堅韌和刻苦。我想，在80年代響遍全國的“溫州模式”就是由千千萬萬個像伯父一家這樣的溫州人造就的，也許從理論家筆下寫出的這個詞，會讓人們感到有些高深、有些遙遠，但隻要想想我們身邊生活著的溫州人，想想他們提供的種種生活必需品和方便之處，便會覺得，“溫州模式”原來是這麼簡單、這麼親切，溫州的財富便是這樣積少成多、集腋成裘地積聚起來的。正是依靠著這些普通人的努力，溫州的實踐型文化終於在今天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