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我的父親的家鄉，我的伯父一家的生息之地，一個遙遠的南方城市。在我的家中，溫州是我所聽不懂的方言，是幾位時常來往的親戚，是父親參加的校友會和那些老同學，是街上那些時時遇到的裁縫和老板，我能夠聽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卻無法聽懂意思。它對於我僅僅是一個模糊迷離的想象，一些零散破碎的有關親戚命運的記憶。這是一片我從未踏上過的土地，但它和我卻有一些無法擺脫的聯係，這些聯係既好像非常真實，又似乎非常虛幻。一切都非常陌生，卻又似乎相當熟悉。溫州的生活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它既包含那些我常常辨識不清的特殊的食品，也包含“永嘉學派”這樣的特別的傳統，也包括“溫州模式”這樣的新的發展的可能性。我所感興趣的是溫州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它一直吸引著我。我無法提供對於這種文化的詳盡而可信的闡釋，而隻能寫下我對於這種文化的想象而已。這種想象的根據無非是一個與這種文化有一種若有若無的情感的聯係。不過，想象也並非虛幻之物，它喻示了一種情感、一種寄托、一種期望，正是有了這一切，這篇文章才會有它存在的價值。我絲毫無意於概括溫州的文化特性，而隻是對一座城市表達我的敬意和熱愛。因為它既屬於我的祖先和父親，也屬於中國。
我想從一件小事引出這篇文章。我和父親有一次在北京的一個電子市場購買一些針式打印機的色帶，他極偶然地在一個攤位上聽到了一句溫州鄉音，我父親也立刻用溫州話回應了上去，父親和小老板都很激動，兩個人隔著櫃台，用我完全聽不懂的一種語言痛痛快快地聊了起來。站在一旁的我，看著父親突然變得熱切的神情、聽著父親已經有些不太嫻熟的溫州話，突然間有了一種感悟，與我朝夕相處、無分你我的父親，在他的內心深處原來還有這樣一段我不曾了解的經曆、有這樣一種我完全陌生的語言。在沒有我的日子裏，父親是怎樣一個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而這一切，身為他的兒子的我，卻是永遠也不可能真切地去感受了。於我而言，這當然是一份遺憾，更多的卻是一份好奇，父親的故鄉溫州是怎樣的？從我在遠離溫州的北京城出生的那一天起，因為父親的緣故，我與溫州之間便有了一根親切的連線，無論我是否踏上過這塊土地，無論我對它的語言多麼的陌生，這根連線都永遠不會割斷。
實踐型文化
溫州的文化特征是在它的曆史傳統的影響之下形成的。溫州的文化傳統的特點在於專注實用，乃是一種實踐型的思維方式。它關切實踐，關切經世致用，不作空洞的玄學討論，不發迂闊的議論。溫州的思想曆來強調直麵當下，強調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有所作為。這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傳統一直是直接影響溫州人的心理狀態的重要因素。在浙江經濟、社會、文化全麵興盛的宋朝，這種注重實踐的話語就成了溫州文化的主流。對實踐的執著成了溫州人價值觀的基礎。北宋“永嘉九先生”的代表人物周行己倡導的“知之則必用”、“用之則必盡”的觀念，正是這樣的傳統的一個例證。周行己的思想對於南宋“永嘉學派”有很大的影響。而南宋的“永嘉學派”更是所謂“事功學”的代表。它的代表人物如葉適、薛季宣、陳傅良等等都力倡“事功”。黃宗羲在概括“永嘉學派”的特點時認為：“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正是點到了問題的關鍵。葉適的“以物為本”的思想可以說是“永嘉學派”觀念的精髓。葉適認為“道不可須臾離物”，就把“物”上升為一種本體性的概念。葉適指出：“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而他有關務實的觀念具有一定的“重商主義”的色彩。這其實為溫州人商業意識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溫州的思想家往往又是身體力行的實幹家。因此，這種實踐型文化發展了一種世俗關懷，關切俗世人生的歡樂和痛苦，對於世間萬物保持持續的興趣。它構成了溫州人的基本的價值選擇。朱熹這位所謂宋代的大儒曾經尖刻地挖苦“永嘉學派”：“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隻是小。”其實，按黃仁宇先生的見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狹義的強調君子與小人之分，抹煞個人的私利觀，卻替以後專製皇權加強統製的基礎，其影響所及，達幾百年。今日中國之民法未盡展開，仍有以道德觀念代替法律的趨向，也不能與宋儒無關”。可見，朱熹的泰山雖高，但卻阻礙了人間的發展；“永嘉學派”的“土堆子”固然不大，卻是對普通人的真切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