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與葫蘆絲
漢字很奇怪，你問天下是否太平時，我覺得這問題與我息息相關；你若問世界是否和平，我覺得它離我很遠；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圍在你身邊而世界必定遠隔重洋。基於對漢字的偏狹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錯覺，在談論我們的生活是否麵臨動蕩和威脅時，我會給出兩個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為我的生活目前比較安穩；而千裏萬裏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經受考驗，反動和殺戮每天進行。談論後者，我常常覺得“世界”在另外一個世界，我從各種新聞報道中得知，那裏打起來了，那裏也打起來了，那裏還要繼續打下去；作為“和平”對立麵的“打”字，於我大多時候隻是一條訊息，看完就完了。對很多人來說，現世安穩，每天在日常生活的忙碌裏奔波，別人的戰爭與和平其實就會變得很抽象；死亡抽象，傷痛抽象，數字和毀滅也抽象，因為我們無暇他顧，因為我們不在現場，因為我們沒有切膚之痛。說句“政治”十分不正確的大實話，如果不看新聞，這兩年忙起來我都想不起“世界和平”這回事。
但是這兩年，我祖父總把“世界和平”掛在嘴上，動輒跟我談國際形勢，提醒我哪裏“不安全”，哪裏又“緊張”了。祖父久居鄉野，此生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省城南京，離家一千裏地。那時候他還年輕，是個教書先生，長江大橋尚未建成，他坐輪渡登上六朝金粉之地。現在祖父年逾九十，活動範圍以家為中心，方圓五公裏以內，到鎮為止，因為沒什麼事需要到比鎮上更遠的地方去辦。祖父每天看電視新聞，世界上哪個角落稍有風吹草動，他就知道。因為我在北京，他連北京的天氣狀況也能報得出來。
這幾年出國比較多，出門前我會跟祖父告個別。他就在電話裏說，最近中美關係緊張，一定要去嗎？前天又有恐怖分子劫機，飛機能不能不坐？歐洲經濟危機很嚴重，社會不太穩定，晚上別一個人往外跑。敘利亞又打了，會不會影響你去的國家？如此等等。我就寬慰祖父，我隻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談文學，又不是打仗。祖父說，今天這裏槍響了，明天那裏冒煙了，哪還有能睡得著覺的地方。
世道如此，還能怎麼辦？我勸不了。
祖父歎口氣，這世界是亂了。
祖父教書之前被抓過壯丁，讓他拿槍去殺人。那時候國共內戰，日本鬼子也騎著高頭大馬在我家鄉亂轉，因為認得幾個字，祖父被委以一個小頭頭的職務。可他殺雞都下不了手，哪是拿槍的人，扔了家夥跑莊稼地裏躲起來了，天黑前不敢從高粱秸捆裏露出頭。這事後來成了祖父的罪證之一，“文革”時被戴上白紙糊的高帽子遊街。批鬥和遊街也是祖父不能承受之重，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轟轟烈烈的事他都扛不住，一頭從二樓上紮下來。還好命沒丟掉。此後他被從學校裏揪出來，成了豬倌，每天和幾十頭豬打交道。
七十歲以後，祖父很少再提過去，他開始關注“世界”。孫子輩的已經開始在外麵跑，出門念大學，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成家立業，出國；他希望能為我們這一代人想象出一個安穩、寧和的環境—隻能是想象，因為世界每天動蕩，就沒有消停的時候；他無論如何也使不上勁兒。盡管他不提過去，但過去肯定一直都在，那個時間裏有他對“和平”最切身的體認。也因為這個體認，他會本能地將風吹草動的當下“世界”與他的過去迅速建立起聯係，世界於祖父而言比我近得多，就在眼前，任何有悖人道、涉嫌恐懼與殺戮之事都讓他警醒和驚懼。他都要在出門前提醒我。
若幹年前，父親跟我說，祖父的二胡拉得很好。我很震驚，長這麼大我從沒見過祖父碰過二胡，一次都沒有。我問祖父，祖父說，忘了，不會拉了。一晃又多年，祖父依然不碰二胡。不知何故。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如果從戰場歸來，你最想幹的一個職業是什麼？我把自己硬塞進戰爭與和平的大問題裏。仔細想了，還是想不出。回家時坐車橫穿北京，看見車窗外一個賣葫蘆絲的男人在路邊走，脖子和肩膀上掛滿自製的葫蘆絲、笛子和簫。他走得緩慢，低頭吹著《月光下的鳳尾竹》。那男人的形象低調謙卑，而曲音欣悅祥和，給我一種劫後澄明之感。人和曲子突然讓我與“世界”有了聯係，似乎想象裏的視野也開闊到了地球的另一邊，“和平”一詞有了確切的含義。有答案了，我給朋友發了條短信：
遊走街巷，賣葫蘆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