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之爭”的戰神們很專業，微博上蓋棺論定的大仙很民間，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都習慣了奔著結果去談文學，上來就得給文學蓋戳，姿態昂揚，修辭壯觀，可我們還是找不到一條可行的路，一點點一步步實實在在地把文學弄好和弄得更好。你要不深入其中，你真會以為我們的文學長勢喜人，相當熱鬧；真應了那句話：中國之大，十三億人，自己跟自己玩也足以自得其樂。
—可是，文學麵對的終究不隻是十三億人。關起門來，那些宏大的斷語糊弄一下自己也許還好使，用它們來出口，可能有麻煩。我知道很多人對中國文學充滿信心，理由至少有兩個：一，大國崛起，全世界都不得不轉過臉來看中國，雞犬跟著升上天，文學在世界上也必將越來越有話份兒；其二，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我們生活在荒誕的翻滾過山車上，有取之不盡的原材料—中國的作家有福了。
兩個理由都正當。前者可以參看近幾年中國文學的翻譯輸出。去年幾家英國出版社來中國，物色合適的作家作品去翻譯出版。在此之前他們大多一本中國文學都沒出過，但現在，他們說，誰也沒法忽略中國。後一個理由，歐洲的作家證實了這一點。前年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幾個歐洲作家向我表示羨慕：中國作家都沒必要虛構，在生活身上隨便裁一截就是好故事，哪像他們，歐洲成熟飽和的中產階級社會，生活多少年不變，世界相當於靜止不動，找個好故事得把腦袋想大好幾圈。不能說他們沒道理，盡管更多的中國作家寧願過上找個好故事也得把頭想大的日子。
現在的問題是，有了這兩個理由，中國文學的“世界”之路就康莊了？我看未必。
某日與國外某版權代理人聊文學，向他推薦兩個國內挺有名的作家，他拒絕代理。這兩人的小說他都看過。一個他覺得其作品中的人物缺少尊嚴，他不能忍受一個作家無視和剝奪人物的尊嚴。即使一個人被踩到了生活的最底下，即使他糜爛、十惡不赦，卑微者也應該有卑微者的尊嚴，惡棍也應該有惡棍的尊嚴；作家的任務之一就是以藝術的方式為活著和死去的人找到必要的尊嚴。另一個作家他覺得其作品的底色“不潔”。這不潔源於作家對人物的冷漠和對齷齪的把玩。該代理不是個道德論者，也沒有精神潔癖。他聲稱自己隻是個生意人，但希望代理的作家內心足夠寬闊、博大和深厚，起碼在寫作的時候是這樣；因為作家內心和格局的大小直接決定他能賺多少錢。他可以代理一個惡棍作家，但不會代理一個惡的作品，那東西拿出去沒人要看。所謂的“惡的作品”，我們知道指的是什麼。
也許把這個問題置換成影視更能說明問題。前些天網上熱議某國內大片。實話實說，在“妓女代女學生赴死”這一情節被強調出來之前，我也沒往心裏去。但我得承認，這種質疑成立，你也無法用“事實如此”來為自己開脫，這不是紀錄片。我們還得承認，之所以在之前沒能及時意識到，因為這種生命的等級觀念深入我們的骨髓，是集體無意識，一不留心它就跳出來。但你不能因為它是集體無意識，就疏於防範和檢點：它是我們靈魂裏的盲點和小；而你是一個藝術家，你在從事與靈魂有關的事業，你推脫不掉。其後我看了同期的另外兩部電影，對此會心尤甚：的確存在更“正確”、更好的電影。這兩部電影是，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戰馬》和伊朗的小成本製作《西敏與奈德：一次別離》。
至於中國多故事，別人不羨慕我們自己也清楚。有識之士一直怒其不爭，我們的發展風馳電掣，我們的變化滄海桑田，我們的時代波瀾壯闊，我們的故事無邊無際，我們的作家哪裏去了？我不負責任地回答一下：我們的作家寫故事去了。
就是因為故事太多，作家被坑了。故事的豐足慣壞了我們。小說要故事，故事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不為故事發愁，慢慢地讓我們也懶得為小說發愁，慣性演變成習焉不察的本能，由此我斷定，大多數作家的小說觀事實上已經簡化成：小說就是故事—找到一個好故事，就等於寫出了一個好小說。所以，我們看到大多數作家都在追著故事寫，忘了小說不僅僅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後那個巨大的陰影。但故事的好壞、離奇與否還是成了很多作家判斷小說的標準。所以，關於小說，我們往往張嘴就是故事的時間跨度、人物的數量、情節的起伏、性格的複雜程度等這些外在的指標，反倒把更深重的問題忽略了：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它跟我有關係嗎？
編輯多年，讀了無數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的小說。從第一頁開始，我就知道這小說跟作者沒關係，無關他的焦慮、疼痛和疑難，人物在他的身體之外活，也在他的身體之外死。薩拉馬戈說：每一個小說都要解決我的一個問題。而我們的故事鋪天蓋地，我們來不及有問題。
基於此，我倒希望看到這樣一幅文學的圖景：大神們放下質檢的槌子和印章，多解決問題，少談些主義；大仙們兜住板磚和口水，忠直誠懇，說清楚你為什麼喜歡了，為什麼又不喜歡了；而作家，最好回到內心去，把門打開到最大，查問出自己。標題看上去的確很熱鬧，但繁榮不了文學。文學是另外一種方程式，重要的是求解的過程，而不是算出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