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她來到巴黎。塞納河左岸的蒙帕納斯當時是各國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彙合地，一處縱情之域。上世紀20年代美國的一些作家，諸如菲茨傑拉德、海明威（就因為他的小說，巴黎人開始重視美國文學，“這些‘野蠻人’居然也會寫小說”，巴黎浪蕩子莫裏斯如是說）也紛紛從美國“出走”到巴黎。“在巴黎城內，這是最有外省氣息的地方，多姆咖啡館和洛東咖啡館裏都是人聲嘈雜，到處能聽到方言土語。”（莫裏斯《巴黎日記》）情色、性欲等等成了日常詞彙。“小白鵝”昂納依斯初來乍到，心驚肉跳，認為巴黎肮髒、腐敗、糜爛。但很快她就改變了。電影《亨利與瓊》是從她的改變開始的。
她開始寫情愛體驗日記，如當時時髦的布爾喬亞女子，編輯讀著她的日記，吻她，撫摸她，她也接受，她說她性的感覺來自書、文學（當然是弗洛伊德、D.H.勞倫斯），偶然看到的日本浮世繪也讓她春情蕩漾。其實所謂的自我覺醒是因為風氣，因為“他們的觀念”。但昂納依斯顯然願意“沉醉於生活”，“我需要做真正生活的人”，需要改變和嚐試。先從服裝開始。20年代的巴黎，流行“男裝女孩”，保羅·波瓦黑設計的造型包括短發、鍾形帽、窄身、平底鞋、叼煙嘴、騎腳踏車，時髦、自由、獨立的女子，莫不如是裝扮。電影中，昂納依斯的裝扮即是如此，盡力去除女性特征和母性感覺。當年的西蒙·波伏娃也是如此，她甚至和堂妹在酒吧吸食鴉片，嘴裏叼著煙嘴。昂納依斯與瓊也在燈光昏紅的酒吧跳舞，眼神迷離而風情，互相將煙霧噴在臉上，沉醉於墮落的享樂中。這類叼煙嘴的女孩被稱為調情的“點火器”（法碧恩·卡塔斯—洛劄茲《調情的曆史》）。昂納依斯與波伏娃一樣，急於擺脫自己的布爾喬亞身份，迷戀做一個放蕩的自由的如瓊一般的“點火器”，這樣，她才覺得是“解放”了自己。但是，長期天主教教育訓練下的性禁忌還存留，直到1931年結識了亨利·米勒。
亨利·米勒就是一個“真正生活的人”。後來著名的《北回歸線》、《南回歸線》當時都還沒出版，美國經濟危機後亨利混跡巴黎，在蒙帕納斯聲名狼藉卻很受歡迎。他幽默，有才華，粗魯，放蕩不羈。他品嚐美食、享受橙色陽光。他不說做愛，隻說FUCK，他說勞倫斯太孩子氣、將性愛看得太重，性愛就如吃飯、出生、死亡、陽光一般自然。一切，都深合昂納依斯的心。亨利的妻子瓊也讓她著迷。瓊性感、赤裸裸的邪氣、來自下層的無所顧忌，昂納依斯似乎在瓊身上找到了另一個自己，她和瓊是一體兩麵。波伏娃說，女人天生就有同性的傾向（《第二性》）。瓊和昂納依斯相互愛戀，在酒吧耳鬢廝磨，男女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在她們之間似乎化解了；瓊說要和她一起吸食鴉片，要在一起，她將自己的手鐲留給了昂納依斯。瓊回美國後，昂納依斯生了場病，在酒吧，她獨自舞蹈，狂野的眼神、孤獨的焰火讓亨利捕捉到這個“小白鵝”渴求放縱的本心。眼神交錯，不需多言。他們就在酒吧、在她丈夫雨果打鼓的時候狂亂苟合。性禁忌一打開，再沒什麼顧忌的了。昂納依斯理所當然地成了亨利的情婦，與其混跡於蒙帕納斯鬧亂的酒吧。之後，她又以亨利的方式教會了表哥艾瓦多與其私通，終結了“玫瑰花式的浪漫”。
弗洛伊德說，因為所謂的伊底帕斯心理，一些男子不能與其喜愛和仰慕的女子激情交合，雨果對昂納依斯就是如此，所以昂納依斯要雨果將其想象為婊子瓊，或在狂歡節中被他強奸，帶雨果觀摩妓院的性愛表演，夫妻這才找回性愛的激情。波伏娃說，“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昂納依斯在性的體驗中由一個女孩蛻變、成長為一個女人，盡管“成為女人的過程是痛苦的”。
20年代法國開始流行探戈舞，這種來自阿根廷的舞蹈充滿火熱的欲望、赤裸的挑逗，當時一些道德家被它嚇壞了，說探戈舞就是對性行為的露骨模仿，探戈的舞蹈動作就是32種做愛姿勢（法碧恩·卡塔斯—洛劄茲《調情的曆史》）。然而就是這種欲望的探戈舞，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法國也成了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需要進一步被嘲諷被打破。探戈象征的“男女之間的小戰爭”也因其假模假式被宣告拋棄。《巴黎最後的探戈》裏表達了這個情緒。
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經曆了兩件事情：一是阿爾及爾戰爭的恐怖，年輕人被無端送到戰場，每天都有慘死的人，戰爭給法國民眾造成難以愈合的心理創傷；再是1967年開始持續到1968年5月的法國學生運動，這場左翼文化運動以蔑視布爾喬亞道德為宗旨，提出徹底的性革命，婦女解放運動、徹底的自由、性和革命被聯係在了一起，“掙脫鐐銬、縱情享樂”，“我愈是做愛／我就愈想參與革命／我愈是參與革命／我就愈想做愛”，大學生們在巴黎貼滿這樣的口號。這場運動被美國年輕人承繼後形成了他們的“垮掉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