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很大的機會說來就來了，這一次真是上天對我的恩賜：有一天我正在一個村裏的朋友家玩，突然聽說這裏來了一位百年不遇的人物，他是一戶人家的親戚，以前是在某大出版社工作的，如今因為思想問題而離職了。那戶人家正在招待他，這會兒正在炕上喝酒——照理說我應該在人家酒席結束的時候再去拜訪，可因為實在等不得，就讓人領著進了門。
那人真的是與常人大不一樣：穿了灰色中式衣服，戴了黑色寬邊眼鏡，麵龐白細，文雅無比。他吸煙，使用透明的長杆煙嘴。我把一疊稿子捧上去。他放下筷子，耐著性子當場讀了幾篇，很快對旁邊的人、也是對我，說出了一句永遠令人難忘的話：“有才。不過真要成熟，還要十年。”
他怎麼就不說九年？或者再短一點，八年不行嗎？十年，這是多麼漫長的一段日子啊！
那天我興奮不安地呆在他身邊許久，直到他的離去。自然沒敢提出“拜師”二字。他走了，後來就再也沒有見到他。
一直到上大學之前，我始終沒能拜上一位文學師傅。但是上了中文係，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老師。這真是我的幸運。
大地上的文友
我上大學之前沒能成功地拜師，卻得益於形形色色的文友。這是一想起來就要激動的經曆。那時我在山區和平原四處亂跑，吃飯大致上是馬馬乎乎，有時居無定所，但最專心的是找到文學同行。我在初中的文學夥伴離我很遠了，並且他漸漸知難而退，常常是有心無力了。一說到寫作這回事，無論是山區還是平原的人，他們都叫成“寫書”，或者叫成“寫家”，說：“你是找寫書的人哪，有的，這樣的人有的。”接著就會伸手指一下，說哪裏有這樣的人。
我在縣城和鄉村都先後遇到過一些“寫家”，這些人有的隻是當地的通訊報導員，有的是寫家譜的人，還有的是一個村子裏為數極少的能拿起筆杆的人。真正的文學創作者也有，但大多停留在起步階段，就是說一般的愛好者。他們年齡最小的十幾歲，最大的八十多歲。
不論這樣的人住在多麼遙遠的地方，我隻要聽說了，就一定會去找他。有一次我知道了一個真正厲害的“寫家”，他住在一座大山的另一麵，就起早背上吃的喝的翻山去找了。原來這是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白發白須，不太願意說話。他年輕的時候在城裏呆過，所以算是經多見廣的人。村裏人都說他“文化太大，不愛說話”。他仔細問了我的前前後後，又翻翻我的“作品”，這才多少接納了我。
原來他正在寫的書已經進行了好幾年，是“三部曲”。他將其中的“一曲”給我看了，我發現是半文半白的語言寫成的，主要記載了一生的經曆，夾敘夾議。他說這叫“自傳體”。其中我記得最有趣的是寫當學徒的一段：東家女兒看上了他，他至死不從，以至於半夜逃離……“這閨女原是很美的。”他在一邊解釋說。
我照例坐下來讀了自己的作品。他閉著眼睛聽下來，像吃東西一樣咀嚼著，又吞咽下去。這樣半晌他才睜開眼，說：“你好歹毒啊！”
我嚇了一跳。後來我才知道，他這是在表達一種極度的讚揚。他伸手撫摸自己攤在炕上的作品，說：“你看，我寫得多歹毒啊！”
那些年我發現散布在山區和平原的各種“寫家”可真多，他們有的富庶有的貧窮，有的年紀大有的年紀小，但一律酷愛自己的文學：寫詩、散文和小說；有的還寫戲劇，寫好之後就在自己的車間或村子裏演――看他們自編的戲劇簡直有趣極了，那些特別的情節和場景永遠都忘不了。有一次我被一位山村裏的黑瘦青年邀請，說今夜村裏就上演他編的一部大戲。
那出戲的演出離現在幾十年了，記憶中內容大致是與村裏壞人鬥爭、群眾取得了勝利之類。記得最清的是一個遊手好閑的“二流子”，手拿一個大紅蘋果從台子一側上來，而另一邊是一對青年男女親熱地上場。“二流子”斜眼看著那邊的兩個人唱道：“我手拿大蘋果，她愛他不愛我……”那婉轉悲切的唱腔讓我一直不忘。我無比同情那個失戀的“二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