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蕭軍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名為《五月的礦山》，這部著作的問世之路，堪稱十分曲折。
這部小說其實寫得比較早，早在1951年就寫好了。
1946年秋天，蕭軍從延安回到哈爾濱，主編《文化報》，因與宋之的主辦的《生活報》展開激烈論戰，蕭軍被冠以“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帽子，不但其主編的《文化報》被勒令停刊，而且他本人也沒法待在哈爾濱了。於是在1949年春，他舉家遷到撫順，在撫順煤礦總工會工作，這段工廠歲月讓蕭軍難以忘懷。兩年後，即1951年，蕭軍到了北京，即著手寫一部反映工人階級生活的長篇小說，擬名為《五月的礦山》，蕭軍寫得很快，僅用10個月就寫好了。
寫得很順手，出版卻是十分艱難。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先收到了蕭軍的書稿，初審意見是不出。最先審稿的是編輯龍世輝，龍世輝是湖南人，是比較有名氣的編輯，後來還當上了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在長期的編輯生涯裏，龍世輝樂於做嫁衣裳，很多當代文學的著名篇章，都是他發現、編輯、助產問世的，如《林海雪原》《將軍吟》《芙蓉鎮》等，蕭軍的這部書稿到龍世輝手中，他認真閱了，擬的意見是“建議不發”。其時，龍世輝是一審編輯，他把這一意見報給其直接領導劉嵐山，劉讚同龍，建議也是不發。但將稿子轉到編輯部二審了，二審卻說發，其意見是“奉命發稿”。劉嵐山是軍人，其時剛從朝鮮戰場歸來，聽說這稿子要發，跑去找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一二三四，ABCD，說了一大通，馮社長卻並無多話：“這事我知道，發。”
馮雪峰的意見轉到了龍世輝那裏，龍世輝馬上寫了一份書麵材料，材料裏寫了很多，理由一條一條的，落腳點都是建議不發，沒想到這信又轉了回來，上麵還有馮雪峰的嚴厲措辭：“我是總編輯，有權力發稿，我命令發稿，一切後果由我負責。”龍世輝也是強脾氣，筆下簽了“同意發”，嘴上卻是嘟嘟囔囔：“我保留意見，我執行任務。”
龍世輝與蕭軍並無過節，蕭軍這部書稿一再受阻，也不是因為政治，而是源自藝術。在龍世輝看來，“這部作品寫得極其平庸，不堪卒讀。作者對礦工的生活並不熟悉，作品中充斥的是口號，抽象的概念”。龍世輝也知道蕭軍是文化名家的，但作為編輯，他要以質取文，並不以人取文，他認為“蕭軍從《八月的鄉村》到《五月的礦山》是藝術的倒退”，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發稿。對這部小說存在的藝術的粗糙，蕭軍後來也是承認的：“對於這類新題材，新的鬥爭……是一種試練，缺點應在意料中。”
那麼這部書稿為何又能夠出版呢？總編輯馮雪峰又是那麼態度堅決，不容商量呢？三十年後，龍世輝才知道其中的緣故，他在給青年學者李頻（著有《龍世輝的編輯生涯》）的信中，敘述了來龍去脈：“還發過蕭軍的《五月的礦山》，此稿質量不好，我拒絕發稿，馮雪峰大發雷霆，批曰：‘我是總編輯，有權力發稿，一切後果由我負責。’我隻得發稿。30多年後，我才知道，蕭軍將稿件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馮雪峰，馮不便明言，就發生了以上‘曆史事件’”。
龍世輝所說的這話，也從蕭軍那裏得到了驗證：“我把《五月的礦山》原稿交給一家出版社，他們拖了好長一段時間，不說出，也不說不出。我一氣，把稿子要了回來，連同《過去的時代》，捆成一大包，寫了一封信，叫了一部三輪車，送到了中南海。過了不久，有關領導傳下話來，說毛主席認為蕭軍的東西還是可以出版的……開始一本都不肯出，這回上麵有話，兩本一齊出。”兩本雖然一齊出了，但誠如蕭軍所說：“這書那時雖然經過黨中央毛主席的批準，勉強得以在1954年出版，而最終還是被出版界的官僚主義者們扼殺——‘決不再版’了。”
還是那個蕭軍
2011年，作家出版社組織百名當代作家抄寫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抄寫者之一、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表示，“《講話》是一個曆史文獻，它的產生有曆史的必然性。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它對推翻腐朽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人舉出蕭軍當年在延安的言行，以此來證明延安文藝運動的一些不合理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