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派的反思，給我們打開了另外一個看問題的窗口，為我們梳理當年以及當今文藝政策提供了別樣的視角。但有一個問題是，反思派喜歡以作家的個性敘事，來確定對一個時代的定性，尤其喜歡以文藝家與政治家之間鬧別扭來表現文藝家與政治家的決裂。蕭軍與毛澤東之間，鬧過不快，但這算不算決裂呢？這個真的難以界定，至少將蕭軍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典型，應是一種謬托知己。蕭軍出言“不見”毛澤東，蕭軍在王實味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這些諸多細故，算不算兩人之間分道揚鑣？這是兩人個性的衝突，還是藝術觀念的衝突？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吧。縱使如此，那麼，這能不能完全證明毛澤東與蕭軍是一些人心目中的那些關係呢？當年丁玲揪住蕭軍的百分之一不放，一定叫蕭軍承認百分百的錯，這種思維方式真的嚇人。但現而今很多人忘了蕭軍曾經承認的百分之九十九，將那百分之一整成百分之百，或許也是思維出了問題。
單舉出蕭軍“耍文藝家脾氣”，也許可以證明很多人想證明的，但我們看到的是，蕭軍並不完全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蕭軍的《五月的礦山》出版受阻，他首先想到的是誰？是他的“哥哥”毛澤東。出版社不給他出版，他就叫了一輛三輪車，去中南海找“我的哥哥”毛澤東去了。
延安整風運動中，蕭軍挨了批評，那麼是不是“從此蕭郎是路人”？也未必，從蕭軍興致勃勃地寫《五月的礦山》，可見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其影響至深。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叫“作家藝術家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寫出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看來蕭軍對這觀點是認同的。《五月的礦山》就是對這一觀點的實踐，他花了很的大力氣去表現工農兵，去歌頌工農兵。然而，蕭軍卻失敗了——從政治角度來看，蕭軍成功了，從文學角度來看，蕭軍卻是失敗的。這部作品的出版，一再受阻，原因並不是蕭軍所說的“出版界的官僚主義者們所扼殺”，而是他自己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庸俗理解。這部作品藝術質量不高，難以達到出版的要求。其中緣由是什麼？恐怕還得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找。
文藝要為群眾服務，要為政治服務，這本身沒有錯。問題是對群眾的理解、對人民的理解、對政治的理解，概念需要厘清。工農兵是群眾，是人民，那麼學商與具有小資情調的都市紅男綠女以及朝士隱士，是不是群眾，是不是人民？這都應該是。有人民喜歡風花雪月與才子佳人，文藝家是否應該為其服務呢？為工農兵服務，沒問題，為士學商服務也應該沒問題。蕭軍不寫自己熟悉的題材，不去展現自己熟悉的生活，轉而去寫他並不熟悉的礦工與工業題材，他的失敗，是對人民理解的失敗，也是對政治理解的失敗。將服務政治完全等於聽命政治、服務政治完全等於圖解政策、服務政治完全等於歌頌政權，隻會使文將不文，藝將不藝。但文藝可以離開政治嗎？不可以。政治是文藝繞不開的主題。問題的關鍵在於文藝要如何去參與政治。
蕭軍與毛澤東的關係可能也多被誤讀了。毛蕭之間，有個性之間的差異，也有觀念上的不同，更多的恐怕還是政治家與文藝家視角的不同。如果就此以為兩人無心靈的交集缺情誼的融合，隻會舉例以蕭軍，失實於蕭軍。單以延安期間蕭軍的“文藝家脾氣”去敘事，又如何理解蕭軍當年弄了一輛三輪車去中南海找“哥哥”毛澤東呢？
毛澤東曾向蕭軍寫過一封信，其中意味可堪細細研讀：
蕭軍同誌：
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麵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
敬問
近好！
毛澤東八月二日
嗬嗬，蕭軍，近來可好？誰願跟你再談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