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學真的是實踐自由之旅，是冒險之旅（老師要告狀，媽媽要打屁股），也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一個學童離開了每天兩個必去的點：家和學校。對他而言，他出走的對象和道路即是心靈中最想探索的地方，是夢想之地。當他離開家，裝著要去上課或離開學校假裝回家，而心中暗想著將要到達的地方，其心中的快樂和狂喜是一生中最為珍貴的。後果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在逃學的路上，你能感覺到天空更湛藍，能聽到很遠的火車聲，嗅到未曾聞過的花香氣息，期盼遇見料想不到的人，發生永生都不再可能發生的事。逃學其實就是豔遇的反物質。
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多次逃學，為以後大學時代的大逃學（經常從南充逃到重慶或逃回成都，最遠一次逃到了二千公裏外的海南島）和再後來的更大規模逃亡或曰流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逃亡的真理就是，生命由自己做主，命運不被別人掌控。1984年底，我棄家跑到了北京，住在李六乙的宿舍裏。到天津和胡冬瞎混，再到東北和郭力家、呂貴品、徐敬亞喝酒。第二年夏天，搞詩協辦刊被停，半年內走完了整個南中國。此刻李亞偉的一句詩在我耳邊響起：“我在逃亡中深深地感受著自由”。
我為什麼手短
如果全民公投允許重活十年，並任意選擇，我肯定會毫不猶豫在“七十年代”上打鉤。從1969年到1979年，一個人從七歲到十七歲，多麼快樂啊！沒心沒肺地玩完了而又不擔責任！幹了那麼多搗蛋的蠢事，在道德上卻沒有明顯的負罪感。不像我們的爺爺那輩子，從二十世紀初到三四十年代，時代混亂而變遷巨大，因此命運難以定奪，有人穿起了草鞋爬過了雪山草地，有人穿了皮鞋留在了城裏，我那爺爺左右為難，留在了湖南衡陽的鄉下繼續教私塾，最後抱憾終生。我父親那輩因為自己選擇了，穿了布鞋，兩兄弟十六歲那年離家朝北遠走，先加入國民黨軍，在兩黨的大決戰前夕選擇了共產黨軍，一路往南打下來，解放了西南。這一變換的選擇，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付出了超乎他們想象的沉重代價，然後抱病猝死了。當然，我們也不像哥哥姐姐那幫，一腔熱血灑向了文革，貞潔獻給了知青，最後當了工人或嫁給了農民。
1960~1961年的大饑荒餓死很多人後，我才姍姍來遲。我是家裏的老五，也是幺兒（1980年代任中國幺兒協會會長），我哥哥姐姐都很慘，靠我最近的哥哥萬裏1960年生，出生時隻有三斤多，腦袋上居然沒有一根頭發，抱在手裏，紅扯扯的沒有肉，像隻剛剝了皮的兔子。睡了一個多月的保溫箱後，樣子還是像個外星人。那些天媽媽吃了一些胡蘿卜和十個臭了的雞蛋，這還是單位發給的僅有的營養品。相當不錯了，要知道當時還有多少人在啃樹皮、吞觀音土、吃死人肉啊！
我閃過了這致命的一刀。1962年夏天，我胖乎乎地生出來了。媽媽沒有多少奶，那時住在重慶的石板坡，離重慶市看守所隻隔幾個門牌號（28年後又重歸故裏）。單位隔壁有個賣花生醬的鋪子，家裏每天都要打幾缸子，幾乎沒有其他東西可吃。我被這營養品灌得又白又胖。
直到長大後才發現自己有很多天生的毛病，可能是那時吃花生醬吃出的問題。比如有早起症（早7點前起床就頭暈、拉肚子）、東方午休麻痹症（典型的民族臨床症狀，那時也是國家型疾病，八億人民都是病友。主要源於營養不良）、暈書症（讀書時想打瞌睡）、多動症。這些毛病變本加厲，以至禍延至今，我堅持認為是出生時營養過剩而消化不良的原因而肥胖的，上帝給予了補償性懲罰。但我媽媽很久以前告訴我另一個有關我出生的版本，又使我不得不相信，人的來生前世可能是多方位的。
1961年下半年，父母發現已懷上了我，決定不要了。因為在一年前生活最艱難的時候剛剛生下了我哥哥萬裏，母子的身體都很差。兄弟兩人離得太近了。我的生命是個意外，不在受邀迎奉之列。剛開始我媽媽並不知道，我有綠豆那麼大的時候，有了端倪。媽媽開始有些發燒，以為是感冒，吃了許多感冒藥。過了些日子，又開始胃痛，以為是腸胃炎，又吃了亂七八糟的抗生素消炎藥，治不好，還讓中醫大夫紮了幾天銀針。後來才發現那就是一個我在從中做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