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很難回到“從前”的生活之中，哪怕口音很快被扭轉了過來，哪怕陌生的感覺被不斷重複的日常生活稀釋。因為我已經有了一個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是一個棕色封麵的筆記本，那裏麵存放著我感興趣的名言和知識。像上進的美國孩子記得從華盛頓以來的美國總統一樣，我記得從陳獨秀以來的“黨的九次路線鬥爭”中的反麵人物。筆記本裏有專門的一頁按次序整齊地排列著這九次路線鬥爭。那一頁下麵的空白讓我對曆史充滿了警覺和期待。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母親去市裏聽中央文件的傳達，而我所在的長征小學也停了課。我捧著一本連環畫在周南中學門外的北正街上邊走邊讀。那是一本我已經讀過無數遍的關於英雄戴碧蓉的連環畫。在北正街糧店的門口，我被班上個子最高、成績最差的那個女同學叫住了。她指著我正翻開的那一頁上的“副統帥”說：“你怎麼還看他呀？”她對“他”的那種不恭敬令我大吃一驚。我問她為什麼不能看“他”。她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問我母親是不是聽中央文件的傳達去了。我說是的。她得意地笑了笑，指著連環畫說：“中央文件就是說他的。他現在是壞人了。”
我急衝衝地跑回家，極度恐懼地等我母親回來。那是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次等待。
母親凝重的表情證實了事態的嚴峻。她馬上帶我去食堂買飯。她走得很快，我端著飯盆費勁地跟在她的身後。一路上，我問了她許多問題，她一個也沒有認真回答。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裏，又好像還在聽中央文件的傳達。
突然發生的一切驚心動魄：好人變成壞人，天上掉到地上。而且那還不是一般的好人，更不是一般的壞人。盡管從後來的罪證材料裏，我得知“好”其實是裝出來的，壞人其實一開始就是壞人，在那個恐怖的中午，我還是被“好人變壞人”的辯證邏輯所震撼。極度的恐懼將我的苦思冥想延伸到深夜。我在想，如果那“三叉戟”沒有掉下來，蘇修很快就會知道我們全部的軍事機密，包括我們所有防空洞的位置。我們怎麼辦？我還不停地想象身體從空中墜落特別是觸地時的感覺。
那是我一生中經曆的第一次“飛機失事”。它讓我至今對飛行還心存餘悸。
幾天之後，我在筆記本裏關於路線鬥爭的那一頁加上了一行。這是非常特殊的一行，因為它記錄的是我“親身”經曆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黨的路線鬥爭”。而且在當時，這也是唯一的一次失敗者身體的下落公諸於眾：“粉身碎骨”讓我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了政治鬥爭的殘酷。
在母親的要求下，我在將近八歲的時候（1971年底）寫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信。我已經不記得信的具體內容，但是我記得它寫在紅色方格的稿紙上，寫了整整一頁。我的這第一封信隻是母親寫給父親的信的附件。寒假期間，母親將帶我們去幹校探望父親。她在信裏告訴了父親我們具體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車的旅行。我們在衡山車站下車的時候，外麵已經是一片漆黑。母親帶我們走進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家旅館過夜。旅館的房間與幼兒園的房間相似，有很多的鋪位，有很高的屋頂。那天晚上，房間裏沒有其他的住客。母親得以在陌生的環境中對我們施行熟悉的衛生管製。在睡覺前，我們必須洗腳、洗臉、洗屁股。“個人衛生”似乎是七十年代幸存的“私人空間”。
第二天上午，我們踏著積雪去長途汽車站。路過縣城最大的供銷社時，母親帶我們進去。我照例直接跑到了賣圖書的櫃台前。我注意到了一本題為《我要讀書》的連環畫（根據高玉寶的著名故事改編）。我想要那本書，但是我拘謹地說：“不買也沒有關係。”母親給我買了那本書。她沒收過我讀的書，卻從來沒有拒絕過我買書的要求。這次與旅行相關的購買是我的一個怪癖的源頭。從此，在過過夜的每一座城市，我都會買一本書。我用書籍來標記異鄉的黑暗。
我們乘坐的長途汽車在一個名為“草市”的小鎮停下。父親已經在車站等待。然後，他帶我們去一家飯鋪吃飯。從小鎮狹窄的巷道穿過的時候，一種奇怪的景象驚動了我：小鎮裏幾乎家家戶戶的堂屋裏都擺放著一口甚至幾口棺材。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棺材，而且是木質的用來土葬的棺材，真正的棺材。我們曾經在“五星花園”裏進行過關於火葬和土葬的爭論。我們都知道土葬是必須革除的封建舊習，可是我們又都覺得火葬不堪忍受，爭論從來就沒有結果。看到小鎮的居民們若無其事地在棺材旁聊天、吃飯，我感到極度的困惑和不安。與死亡相伴的小鎮生活給我這第一次長途旅行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