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過飯，我們踩著石級下到河邊，然後擺渡到對岸。從那裏，還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到達幹校的營地。那天的雪很厚。我們始終在雪地上走，完全看不到路。我不知道父親用什麼來辨別方向。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跟母親說話。不過，他提到了營地裏那幾隻很聰明的狗。他說它們在等著我們。他說我們會成為它們的朋友。他說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它們會一直把我們送到河邊來的。我很少接觸狗，更不要說成為它們的朋友。對那幾隻狗的想象縮短了我和營地之間的距離。
到達營地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我驚奇地發現，真正在等待著我們的是人而不是狗。我們剛剛放下行李，父親同屋的那些“難友”們就都擠到了他的床邊。另外幾間屋子裏的“難友”們也陸陸續續過來了不少。他們好像都讀過我寫給父親的信，都誇我的字寫得工整，信寫得通順。接下來，他們要聽我背誦“老三篇”。我坐在父親的窄床上，一篇一篇地背。我的背誦讓父親的“難友”們驚歎不已。接下來，我開始為他們表演樣板戲。我忙得滿頭大汗，演完了鳩山，又演王連舉。在那間陰暗又擁擠的房間裏蕩起的那一陣陣開心的笑聲令我有點忘乎所以。
二十三年後的一天，我在廣州外語學院的電化教學館裏看《辛德勒的名單》。影片裏奧斯維辛牢房的場景突然將我帶回到了1972年2月的那個夜晚。我突然又看到了圍坐在我跟前的那些“幹校”學員。他們開心的笑聲改變了我的身份。我知道，在那個特殊的夜晚，我是他們所有人的孩子，或者說，他們所有人都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們用最隆重的方式款待我們。他們為我們端上來了三大碗糯米飯。這是節日的待遇。更特別的是，每一碗糯米飯的上麵還加放了一大勺凝固的豬油。這是貴賓的待遇。但是，我咽不下如此油膩的食物。從那一大勺凝固的豬油，我的胃口辨認出了我自己過著的正常生活與我父親們的非常生活之間的差別。在七十年代，除了著名的三大差別之外，還存在著這“正常”與“非常”的第四大差別。
那幾隻很可愛的狗為我學生時代（也是我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寒假增添了不少的樂趣。長得像獅子的那隻狗就叫“獅子”，而另外一隻狗的名字卻不知道為什麼叫“上尉”，它們是我最好的朋友。它們小便時的姿勢讓我好奇，它們爭搶食物時的神態讓我開心，它們被關在門外時的沮喪讓我同情。當然，最難忘的是我們的分離。果然像父親說過的那樣，在“獅子”和“上尉”的帶領下，營地裏所有的狗都來為我們送行。它們忽前忽後，邊跑邊玩，看上去像是一個快活的集體。但是在接近河道的地方，這個集體突然解散了：那些孤獨的個體開始尋找各自的位置。“獅子”就在路邊停下來，“上尉”和另外兩隻狗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堆上，而另外一隻狗幹脆慢吞吞地往回走。它們都拒絕將我們送到渡口。但是，我知道，它們都在用嗅覺陪伴著我們的小船擺渡、靠岸，陪伴我們登上石級，直到我們消失在與空棺材相伴的小鎮生活的嘈雜聲中。
1972年是“發現”的年份。我們發現了遙遠的過去：在母親訂閱的《人民日報》上我第一次看見了恐龍的化石。而就在我們城市東郊的馬王堆，一座西漢的墓穴被打開了。從裏麵不僅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還出土了一具皮膚仍有彈性的女屍。這“土葬”的奇跡在孩子們中間激起了又一輪關於“土葬”和“火葬”的爭論。更神奇的是，我們不僅有時間上的發現，還有地理上的發現。我們發現了遙遠的“新大陸”：《英雄兒女》和《打擊侵略者》還在一遍一遍地陶冶我們的情操、愉悅我們的感官，突然，尼克鬆來了，他站到了我們的迎客鬆的前麵。
“新聞簡報”裏觸目驚心的畫麵絲毫沒有削弱語言的地位。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論和層出不窮的最高指示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糧食。當時，長沙有一個以“宣傳”而著名的“傻子”，他能夠在任何重要文章見報後幾天將它背誦出來。然後，他舉著一塊寫著文章標題的木牌，站在馬路邊或者登上公共汽車，大聲朗誦。像那個“傻子”一樣，我也能夠背誦許多的元旦社論。社論的標題，比如《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後來變成了我的許多文章的結尾。重溫這熟悉的題目，那“更大”的激情讓我覺得昨天的革命就好像是今天的奧運。
偉大領袖“立竿見影”的語言對孩子們語言的習得有難以估量的影響。它來自最高處，卻深入到了最底層。在我們的遊戲中，性情溫良的孩子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脾氣暴躁的孩子則首先使用原子彈和氫彈，“炮打司令部”或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然，“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大家的共識，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所有人下不了決心時的強心針。如果對遊戲完全失去了興趣，那就讓我們“別了，司徒雷登！”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在遊戲中靈活地使用同樣銳利的思想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