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去參加政治學習的母親並不想讓我們如此散漫。她將我和姐姐鎖在九平米的房間裏。窗外就是街道，我不僅經常能夠聽到百姓的摩擦，偶爾還能夠聽到革命的風暴。可是這些都不能激起我的興趣。我經常會覺得百無聊賴。有一天，我覺得無聊透頂，開始翻箱倒櫃。在書桌最下層的抽屜裏，在一大堆文件和報紙的下麵，我翻出了一本名為《革命烈士詩抄》的書。這書名中的“革命烈士”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因為我已經知道我們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但是，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詩集：“詩”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和姐姐隨意地翻動著詩集。突然，我們的視線被兩行詩抓住了：
在埋葬我骨骼的大地上，
將有愛情的花兒開放。
我至今不相信當時自己能夠獨立地認全詩行裏的這些字，但是我永遠地記住了這兩行詩（以及詩人的名字）。這是一次意外的閱讀，還是一次宿命的閱讀？這是沙漠和黑夜中的一個瞬間。在這個電閃雷鳴的瞬間，愛情在死亡和詩歌的陪伴下進入了我的生活。這是我的第一次詩歌體驗，也是我的第一次死亡體驗和第一次愛情體驗。
像馬雅可夫斯基最後的愛情體驗一樣，這第一次漂進我生活之中的“愛情的小舟”也注定要撞上“現實的礁石”。晚餐的時候，我忍不住向母親炫耀下午的發現，得意地朗誦出了那兩行詩。我以為我的朗誦會得到母親的讚賞。可是，我錯了。母親隻是驚了一下，然後很冷靜地看了我一眼。她什麼話也沒有說。
第二天，那本書就不見了。而且，它永遠都不見了。
這是七十年代的中國為我的一生獨創的奇跡。
我出生在4月。我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經曆4月的殘忍。那一年的教育革命將小學的入學時間提前到了春季。而1971年3月春季學期開始的時候，我還不夠法定的入學年齡。母親不願意繼續將我鎖在家裏，哪怕抽屜裏已經不再隱藏著愛情的秘密。於是，我被送到了在寧鄉縣城教小學的小姨家去發蒙。一個剛剛習慣了沒有父親的孩子又要開始習慣沒有母親的生活。
我的小姨既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的家長，我的學習既是崇高的義務又是平實的家務。而且，我的新家就在教室的後麵，飲食起居和遣詞造句僅一牆之隔。我聽話又上進，本來可以讓我的小姨非常省心。但是，我還有讓“生活來源於藝術”的癖好，弄巧沒有成拙，卻闖下大禍。有一天晚餐嚼飯時我嚼到了一顆小石頭。誇張地將石頭吐掉後，我模仿《紅燈記》裏的交通員，重複了他那一句著名的台詞。我的小姨沒有為我鼓掌，而是狠狠地給了我兩個巴掌。是啊，那是“偉大的”七十年代，我怎麼可以借用藝術的形式說：“呸，呸，這是什麼世道！”
語文課本前麵的三課都是“萬歲萬萬歲”，數學課本從頭到尾都隻有簡單的算術。我的書包太輕，我有太多的業餘時間，我迫切的需要是“加”負，而不是減負。好在“取之不盡的精神寶庫”向所有人敞開了大門，我無數次進入，從那裏取得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重於泰山，輕如鴻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無價之寶。我成為了“老三篇”出色的背誦者。這種背誦鞏固了母語的深層結構，完成了意識形態的原始積累。同時，它又滿足了我本能的表現欲。
寧鄉與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交界，卻是“叛徒、內奸、工賊”的家鄉。不過，我周圍的人對此都諱莫如深。在比賽點數寧鄉的名人時，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會愚蠢到用那塊土地上出產的最有名的人物來充數。最有名的寧鄉人在離七十年代還有50天的時候撒手人寰。
我沒有因為“叛徒、內奸、工賊”而對寧鄉另眼相看。寧鄉是我母親的家鄉。這意味著我發蒙的地方與我發源的一端相重疊。而更重要的是，從我名字中穿過的河流也正好從寧鄉縣城經過。每次從溈水橋上走過，我都有一種天真的自豪感。我自豪自己的名字裏攜帶著一個具體的生命。
1971年的啟蒙讓我第一次嚐試了“移民”的滋味。“移民”的經曆總是會引起“家園”觀念的鬆動，同時讓語言變成政治。夏天回到長沙的時候，我被馬路的寬度和車輛的速度驚呆了。同時，我也發現母親和姐姐就像那九平米大的房間一樣陌生。而我的寧鄉口音引起了周圍所有人的笑聲。生來第一次，“回家”讓我感到羞愧和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