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拜任何人為師，他同行裏的先輩莫紮特從小起就是梳洗幹淨，穿著華麗，在王公貴族麵前舉止大方的。莫紮特小時候曾為了彭巴杜夫人發脾氣說：“這個女人是誰，也不來親親我，連皇後都親我呢。”
這種事在貝多芬是不可想像的，因為甚至在他已老到像一頭蒼熊時，他仍然是一隻未經馴服的熊崽子。
莫紮特天性文雅，與當時的傳統和社會很合拍，但也有靈魂的孤獨。莫紮特和格魯克之文雅就猶如路易十四宮廷之文雅。海頓之文雅就猶如他同時的最有教養的鄉紳之文雅。
和他們比起來，從社會地位上說，貝多芬卻是個浪蕩不羈的藝術家，一個不穿緊腿褲的激進共和主義者。
海頓從不知道什麼是嫉妒，曾稱呼比他年輕的莫紮特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不滿意貝多芬。
莫紮特卻是很有遠見的，他聽了貝多芬的演奏後說：“總有一天他是要出名的。”但是即使莫紮特活得長些，這兩個人恐怕也難以相處下去。
貝多芬對莫紮特有一種出於道德原因的恐懼。
莫紮特在他的音樂中給貴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了一圈迷人的聖光，然後像一個天生的戲劇家那樣運用道德的靈活性又回過來給莎拉斯特羅加上了神人的光輝，給他口中的歌詞譜上了前所未有的、就是出自上帝口中都不會顯得不相稱的樂調。
貝多芬不是戲劇家，神聖的道德感是他依據的做人原則，他討厭所謂靈活性的道德，但他仍然認為莫紮特是大師中的大師（這不是一頂空洞的高帽子，莫紮特的確是個為作曲家們欣賞的作曲家，而遠遠不是流行作曲家）；可是他是穿緊腿褲的宮廷侍從，而貝多芬卻是個穿散腿褲的激進共和主義者；同樣的，海頓也是穿傳統製服的侍從。
在貝多芬和他們之間隔著一場法國大革命，劃分開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
但對貝多芬來說，莫紮特可不如海頓，因為他把道德當兒戲，用迷人的音樂掩蓋罪惡的齷齪。
如同每一個真正的激進共和主義者那樣，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對莫紮特，即使莫紮特曾對他十九世紀的音樂創新有所啟迪。因此貝多芬上溯到漢德爾，一位和貝多芬同樣倔強的老單身漢，把他作為英雄。
漢德爾瞧不起莫紮特崇拜的英雄格魯克，雖然漢德爾的《彌賽亞》裏的田園樂有格魯克的歌劇《奧菲阿》裏那些天堂的原野的各個場麵的影子。
今年是貝多芬先生百年大祭，因為有了無線電廣播，成百萬的對音樂還接觸不多的人將在今年首次聽到貝多芬的宏大樂曲。
充斥在大報小刊的成百篇頌揚大音樂家的紀念文章，將使人們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
像貝多芬同時代的人一樣，雖然他們可以懂得格魯克、海頓和莫紮特，但從貝多芬那裏得到的不僅是一種使他們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樂，而且有時候簡直是聽不出是音樂的由管弦樂器發出來的雜亂音響。
這種現象要解釋也不難。
十八世紀的音樂都是舞蹈音樂，舞蹈音樂是不跳舞也聽起來令人愉快的由聲音組成的對稱的樣式。
因此，這些樂式雖然起初不過是像棋盤那樣簡單，但被展開了，複雜化了，用和聲豐富起來了，最後變得類似波斯地毯，而設計像波斯地毯那種樂式的作曲家也就不再期望人們跟著這種音樂跳舞了。當然，若有神巫打旋子的本領依然能跟著莫紮特的交響樂跳舞。
有一回，我還真請了兩位訓練有素的青年舞蹈家跟著莫紮特的一闋前奏曲跳了一次，結果差點沒把他們累垮了。
就是音樂上原來使用的有關舞蹈的名詞也慢慢地不用了，人們不再使用包括薩拉班德舞、巴萬宮廷舞、加伏特舞和快步舞等等在內的組曲形式，而把自己的音樂創作表現為奏鳴曲和交響樂，裏麵所包含的各部分也幹脆叫做樂章，每一章都用意大利文記上速度，如快板、柔板、諧謔曲板、急板等等。
但在任何時候，從巴赫的序曲到莫紮特的《天神交響樂》，音樂總呈現出一種對稱的音響樣式給我們以一種舞蹈的樂趣來作為樂曲的形式和基礎。
可是音樂的作用並不僅僅是創作悅耳的旋律，它還應表達豐富的感情。
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賞一張波斯地毯或者聽一曲巴赫的序曲，但樂趣隻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