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得快，我相信兩位日本人也隻聽清了個別語彙，不過加上猜想，他們臉上都掛上不快的表情。我扯了扯我丈夫的衣袖，小聲說讓他不要介意，我們都是在閑聊，他也可以發言，說什麼，我也不會介意的。
我又代替日本人問他說：“那她們嫁到別國不僅僅為富裕，又是因為什麼？”
“不為什麼，那是因為中國人不僅有日本人一樣的民族觀，還有更強的地球村意識，諸如在對待曆史問題上，如果雙方調換位置，中國人也許也很難承認曆史，也許會選擇沉默，但很難想象，中國人會公然不顧別國的情感，在教科書上篡改曆史，領導人還會去參拜‘靖國神社’。”
我得讓日本人消氣了，否則他們或許會吵起來，我說：“你的話太偏激了，我們身邊的這兩個日本人能容忍你的話，說明他們才是寬容的，你陸路借別人的寬容，發泄不滿才是小家子氣的。”
陸路笑著一字一句地說：“我是說：如果我是日本人，或者說，由佳是歐洲人、美國人，我與由佳可能早就好上了。”他又笑著問太太：“由佳，你說是嗎？”
由佳情不自禁地點頭了，之後又笑了笑。也許她愛她老公，勝過愛日本了。
“你最終是怎麼把由佳騙到手的？”
“說到哪裏了？哦，1994年，我們畢業的前一年，我們幾位中國留學生準備辦一家酒吧，希望通過它實現資金原始積累，最後辦一家小的IT公司，這種中國留學生公司也不少。我們也鼓動由佳入股，她同意了，店也是用她的名字申請辦理的。”
由佳說：“我當時是上了他們的當，因為我是日本人，辦什麼都方便，他們是在利用我。”
“我現在承認我們當時看你傻乎乎的，隻是想利用你。”剛才，陸路的情緒得到了充分發泄，情緒也高了，也愛說他倆的事了，“她當時還真認為我們把她看成人才了，她把所有的積蓄都拿了出來，成了大股東。”
“一開始我們的生意還是可以的，雖然我們請的人調的酒、做的菜都沒有什麼特點。但女留學生站在門外招攬顧客，還是把許多日本男人招了進來，由佳也經常親自站在店門口。但是這些日本男人不習慣隻看她們，他們想讓她們陪酒，再摸一摸她們，可我們沒有這項服務，這些客人自知上當，也少有回頭客了。
“等到畢業前，我們打工賺的那些錢也快耗完了。後來，陳昌明（與他們合夥的留學生）建議幹‘斯納庫’的一些事，我同意了，因為我們不能就這樣虧下去，如果說是害人，我們不幹，那些小姐也會找別的地方去幹。我們並沒有征求由佳的意見就幹了。果然，酒吧的生意好了起來，開始時由佳隻是少到店裏來，她怕別人把她看成陪酒女、看成‘媽媽’，後來她要退股了，可店裏哪裏有錢，於是她睜隻眼閉隻眼，卻在控製酒吧的再投入。1995年，她畢業之後還是離開酒吧了，隻是作為股東分紅，她去了一家銀行工作。
“隨後，我也不參與酒吧管理了，因為我已經畢業了半年，如果不盡早讓導師介紹工作，時間拖長了，就不便找他們了。於是，他們把我介紹到了名古屋一家電視投資公司，也申請到了工作簽證。其間，我隻是每月在酒吧分紅或者有事的時候，才與由佳見一次麵，我也邀請由佳到名古屋來玩，聽有玩的，她倒不拒絕，來了兩次。”
由佳插話：“為什麼不來？看看名古屋藝術潮，逛逛“大須”——也是全日本數一數二的電腦市場了，古屋城堡、Shirotori花園我都比較喜歡。”
“遊了之後，她對名古屋感興趣，可就是看不出對我這個人有興趣。”
“當時你也沒有對我說什麼吧？”
我笑了，說：“陸路雖然能說，其實膽子是很小的。”
陸路說：“我是在等機會。”
“你就不怕由佳找到男朋友嫁人了？”
“我在公司幹事還算順利，回了幾次國，幫助日本電視片進入中國，立下了功勞，也站穩了腳跟。1997年7月的一天，我所在公司的事務小姐給我推來一把有兩個黑色小扶手的新椅子和一個小辦公櫃，這就意味著我已經升任公司副部長了。你們知道：日本公司等級觀念極強，各種地位、職務的人，通常坐的椅子的款式和顏色都不一樣。那天，我給由佳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我完成了一件大事，要請幾個人在東京喝酒慶祝，我讓她一定和她的男友一起來。那時候我們都半年沒有見麵了，因為我與她都從酒吧裏退股了，也就沒有見麵的機會了。”說到這裏，陸路停住了，對由佳說：“後麵的話你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