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並沒有與日本學生有什麼來往，學校有許多留學生，大多數都來自亞洲，中國、韓國、東南亞的……雖然有一些小圈子，但主要是忙著打工、讀書的事，哈嘿，倒是幾個韓國人最團結，有政治覺悟，他們似乎當上我們領導了，可以把內地和台灣學生糾集在一起，當時兩岸關係因為‘九二共識’也是最火熱的時候。與日本人來往並不多。日本人富裕，但獨立能力卻較強，勤工儉學也就不在少數，我們家由佳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這種獨立性，讓她混入了中國留學生打工的其中一個小圈子。”
“與你在一個地方打工？”
“沒有，我當時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她與其他兩位中國留學生在料理店打工，我隻是經常與這兩位在一起聊天。她也時不時過來與我們閑聊，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說真話，我第一眼看了她，就有些心潮起伏了，由於她個子不高，穿的鞋跟就稍微高了一點，走起路來，由於要穩住身體的平衡，且不讓屁股搖晃的幅度過大，哈嘿，我真希望她一下子把高跟鞋弄斷了，我借勢去扶她一把，這樣就順便……啊哼。其實不管是學校，還是打工的地方，她一走過，隻要你留意，就會看到幾個日本學生會注視著她，那眼神很特別的，也經常會有人給她塞一封情書、要一個電話號碼的。我們家的由佳是搶手貨，是吧？”
由佳笑著不說話。
“不過，我更喜歡看她去打工之前，早早地穿了一條很舊的牛仔褲，我覺得如果有一天真能把她領回家，是很好養的——她有一些日本大小姐的模樣，卻沒有她們的做作和嬌氣，娶一個女人就等於娶了兩個，很劃算的。其實，她是想發財才湊在我們中國留學生那裏的，因為我們窮，所以說的就是怎麼找錢、怎麼創業的事，我們經常談論的對象是嚴誥。”
我丈夫一直聽得心不在焉的，此時卻眼睛一亮，插話說：“你認識嚴誥？能在日本幹到那種程度真不簡單。”
嚴誥是中國留學生，1991年與幾位留學生合辦了EPS公司，1998年成為日本的上市公司，2004年的資金有五十五億日元。雖然這種規模的公司在日本不算大，卻也是中國留學生的驕傲了。
“不認識。”他又說，“當時嚴誥的公司就很有起色了。然而我們畢竟沒有嚴誥的客觀優勢，一方麵，他是公派留學生，能一路輕鬆地讀到研究生；另一方麵，後者在學校期間就參加了醫藥臨床方麵的研究，這不僅是後來公司的賺錢手段，而且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
我笑著說：“你不是妒忌嚴誥吧？”
“其實我最欽佩嚴誥的幾次決策。首先是從當時的熱門計算機專業轉向醫藥臨床。現在我有更深入的認識了，他最大的聰明，是深入了解日本社會、日本人。”
與男人說話，就是這些創業的事，倒是我丈夫聽得津津有味的，可與我的采訪有什麼關係？我提醒他引入正題。
“我們談論創業、談論嚴誥，因為對由佳有好感，或者說有女人在，我說得很起勁，卻又要裝著對她無所謂的樣子。但時不時，我還可以說說包括對她的穿著上的看法，有時候她還真如我的建議一樣，在穿著上稍稍改變一下，可看上去還不如原來。不過，沒有辦法，我是研究生，學識理應比她本科生多，我不說、不用，哪一天腦袋裝得太多，知識在腦袋裏發生爆炸了怎麼辦？”
我對由佳說：“你對他那一套是怎麼感覺的？”
“他？他那樣子，還真讓人覺得他有三斤八兩的。我雖然並沒有因此愛上了他，也沒有有意要讓他與別人比較。不過，我與那些日本學生來往後，總感覺他們特別傻了。好像那時在我的潛意識中，要找一個與他一樣的日本人。”
陸路笑著說：“日本人平時是很客氣的，但是因為經濟富裕，加上文化封閉，是很難接受別國人的，所以我當時也並不指望要找一個日本女朋友。”
我丈夫和由佳聽到這裏，臉色有些難看，他們不準備笑了。我提醒陸路不要這樣說，雖然都不是外人，但畢竟是有區別的。
“關起門來說真話，有什麼不好？我有時候也是悶一口氣，不僅在日本找女朋友難，在日本創業更難，還不能說，因為四處都是日本人，所以一有機會就想說這些。哈嘿，我們聲討日本人之後，再讓安藤君和由佳小姐聲討中國人吧。”
“其實，中國人，”由佳立即想說什麼，卻看在我的麵子上又止住了。
我得自我反省一下了，“其實中國人對鄉下人，或者對經濟落後的別國人，不是也另眼相看嗎？有幾個與印尼人、菲律賓人、越南人通婚的？既然如此，我們要求日本人平等，就說不過去了。”
兩個日本人仍然微笑著，但不表示意見，是因為擔心過於得罪我們兩個中國人。
陸路急了，用漢語快速地說道：“這件事看起來我找不到辯駁的理由，可是從其他事來看，差別就大了，諸如：如果一個日本人出國幾年之後回國，那大多數日本人就會把他看成外國人了，足見日本人的封閉心態和小家子氣。可中國人正好相反，不管你出國幾十年、幾百年，都會認為你是中國人。可見中國文化是相當包容的，有大國心態。有中國許多很成功的女人嫁到了日本、美國、歐洲和一般國家，如果僅僅因為物質需要，她們在本國也能找到很富裕或者很有身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