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避動作，並沒有一套固定的程序。要的便是恐懼。這種恐懼心理在約塞連身上算是發揮到了極點。較之奧爾或亨格利·喬，他的膽量要小得多，甚至比鄧巴還要小。鄧巴早已是聽天由命，覺得自己總有一天非死不可。約塞連並沒有那麼悲觀，每次執行任務，隻要一扔完炸彈，他便瘋狂逃命，一邊對麥克沃特死命吼叫：“使勁！使勁！使勁！使勁！你這狗娘養的，快使勁！”而且對麥克沃特他一向是恨之入骨，好像他們在空中執行任務，遭陌生人的轟炸，全都是麥克沃特的過錯。飛機上，除他倆之外，其他任何人都禁用對講機，隻有那次去阿維尼翁執行任務是個例外。當時，一片混亂，著實讓人痛心，多布斯在半空中發了瘋，哭得很傷心，一個勁地喊救命。
“救救他，救救他，”多布斯哭著說，“救救他，救救他。”
“救救誰？救救誰？”約塞連把耳機插頭重新插入內部通話係統後，高聲問道。這之前，多布斯搶過赫普爾手裏的操縱杆，隨著一陣震耳欲聾的響聲，飛機突然俯衝下去，大夥兒全都給嚇傻了，一個個呆若木雞。約塞連的耳機插頭由於劇震脫離了內部通話係統，他自己的頭像是被什麼東西死死粘貼在機艙的頂端，無法動彈。赫普爾又及時救了他們。他拚命奪回了多布斯手裏的操縱杆，飛機幾乎又是突然進入了平飛，重新飛回到他們剛剛逃脫的那一片猛烈的震耳欲聾的高射炮火之中。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約塞連默默地祈禱，他依舊頭貼在機頭的頂端，像是懸在空中，無法動彈。
“轟炸員，轟炸員，”約塞連通過對講機問話時，多布斯哭著答道，“他沒有回話，他沒有回話。快救救轟炸員，快救救轟炸員。”
“我就是轟炸員，”約塞連叫喊著答道，“我就是轟炸員。我一切正常。我一切正常。”
“那就快救救他，快救救他，”多布斯哀求道。
這時，斯諾登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尾艙裏。
（選自揚恝 程愛民 鄒惠玲譯：《第22條
軍規》，譯林出版社，1997年版）
作品賞析
這是美國黑色幽默文學中最有影響的一部代表作。它開創了自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黑色幽默文學流派的先河。
黑色幽默文學是西方後現代文學的重要一支。“黑色幽默”這一術語，早在20世紀20年代，法國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布勒東就已經用過，他選編了一本《黑色幽默文集》。但是，用這一術語來指稱這個流派，是40年以後的事。1965年，美國作家弗裏德曼編了一本小說選集，取名《黑色幽默》，其中收集了品欽、海勒、納博科夫等12名美國作家的小說片斷，集中反映了這個新的流派的特點，於是這個流派就被人稱為“黑色幽默”。幽默本來是風趣、逗樂、可笑的意思，而用“黑色”來修飾，就使這種幽默含有了苦澀、憂傷、悲哀的成分。黑色可以象征死亡、絕望、罪惡等。社會中的不良現象和種種弊病、罪惡，本該引起人們的深惡痛絕，但是黑色幽默作家在痛恨之餘，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隻能一笑置之，然而這種笑是苦澀的笑，含有難以言表的深沉痛苦。說起幽默，這是美國文學藝術中的一個顯著特色，而苦澀的幽默也不乏先例。歐·亨利的幽默會引出讀者含淚的微笑，喜劇電影大師卓別林也往往使觀眾在笑聲中流下同情的眼淚。但是，黑色幽默派的那種幽默中的痛苦和絕望已經達到了頂點，以至有的西方評論家把它稱作“荒誕的幽默”、“變態的幽默”、“病態的幽默”或“大難臨頭的幽默”、“絞刑架下的幽默”等，說它是一種“把痛苦與歡笑、異想天開的事實與平靜得不相稱的反應、殘忍與柔情並列在一起的喜劇”。
美國黑色幽默文學的興起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創傷仍然記憶猶新，而當時超級大國間的爭奪又使人們對新戰爭的威脅感到恐怖和不安，社會上吸毒、凶殺、種族歧視等罪行、暴行又增加了人們的不安情緒；二是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使人成為物質的奴隸，喪失了個性。國際間的緊張氣氛和喪失自我的感覺使一些作家在現實麵前難以找到出路，因此感到痛苦不堪，但又無可奈何，隻得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
美國黑色幽默流派的主要哲學基礎是以薩特等人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思潮。存在主義強調世界和人的存在是荒謬的，沒有固定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構成了黑色幽默文學的基調。但是，存在主義同時又強調人要勇敢地去接受荒謬的生存條件，通過自由選擇而獲得有價值的本質，這就跟黑色幽默派的一般傾向不同。對黑色幽默作家來說，在荒謬的生存條件中，人能夠進行自由選擇的可能性非常有限，甚至是不存在的。他們更多的是要突現人的生存條件的荒謬，像法國的荒誕派戲劇一樣，把荒誕作為充分表達複雜的人生體驗的獨特手法。
作為一部黑色幽默文學的代表作，《第22條軍規》有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富於怪誕的想象，用超越常情的細節、人物和場麵來渲染主題思想，以荒誕的現象來表現普遍意義。小說中的第22條軍規是極其富於想象的一種獨創，它充滿著怪誕的邏輯，似非而是的悖論。它不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條文，可是它無處不在。它有時候似乎給你一點希望，但是轉眼之間卻叫你更加絕望。它形成了關於一切人物和事件描述的核心，在這個核心周圍，各種人物的登場，各種細節的展開，都很荒誕，很不符合常情，但是無不受到這個核心的怪誕邏輯的支配。約塞連對死亡的恐懼和因為怕死而形成的不安全感、多疑症，米洛在所謂“道德準則”下對“正當利潤”的不擇手段的追求，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對把活生生的士兵訓練成服從指令的機器的瘋狂熱情，都是由荒誕的細節構成的，可是這些荒誕現象的背後卻包含著深刻的普遍意義：在西方社會中，權力和金錢的勾結是支配一切的絕對權威，它是無形的，看不見的，沒有一個法律文本或規章製度將它明文規定下來，但是人人明白它的存在，在它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風之下，人人都在遵循它的邏輯辦事，要是你稍稍流露一點反抗的意思，它的緊箍咒就會令你惶惶不可終日。作品中的第22條軍規就像卡夫卡《審判》中的法庭一樣，你要去找到它，確認它的存在，是很困難的，但是你隻能遷就它，沒有一點懷疑它的權利，甚至在這權威麵前，你已經徹底認同，麻木得已經想不起來要懷疑一下它的存在了。由此我們可以窺見黑色幽默作品和現代派代表作家的內在聯係之一斑。
第二，把幽默的風格建立在冷漠的、無可奈何的基調之上。作品中，無論是對人物性格的刻畫，還是細節的描繪，或是人物之間的對話，都充滿幽默和風趣。例如，米洛做投機生意，套購了埃及的棉花卻賣不出去，就來請約塞連幫他出主意，約塞連讓他去行賄，設法使政府買下這些棉花。接下來就是一段關於米洛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幽默描述：
“行賄！”米洛勃然大怒，差點兒再次失去平衡，跌斷了自己的脖子。“你真可恥！”他厲聲嗬斥道……“行賄犯法，這你是知道的。可是做生意賺錢是不犯法的，對吧？所以，對我來說，為賺點正當的利潤而去賄賂某人，這不能算犯法，不是嗎？不算，當然不算犯法！”
這段文字的幽默之處在於米洛對行賄表麵上顯示出深惡痛絕，但他話鋒一轉又認同行賄，這兩者之間形成鮮明對照。米洛前後矛盾的態度，這一番前後矛盾的話，完全是客觀描述下來的，前後之間沒有加入任何過渡或解釋之詞，給人的感覺是，作者隻是以冷漠的態度在做記錄，似乎他對這樣的厚顏無恥、這樣的語出驚人、這樣的強詞奪理已經司空見慣，無可奈何。在米洛這樣的人無處不在的世界裏，你惟一能做的隻是保持冷漠的態度。
第三，塑造了像約塞連那樣非傳統英雄式的主要人物形象群。他們性格怪僻，我行我素，變化莫測，沒有一定格式，性格特點往往被推向極端，到了不合情理、超越常規的地步，因而算不得典型人物，例如，約塞連、米洛、卡思卡特上校、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等都不是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所刻畫的那種典型人物，但是，約塞連的貪生怕死，米洛的生意經，軍官們的權力欲等等，都含有普遍意義。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會見到那樣誇張的人物，但是你在他們身上卻可以看到西方社會中一種普遍的傾向，從而引起你的深思。
第四，結構上不像傳統小說那樣有完整、連貫的情節主線，常常把現實生活中的片斷同荒誕的幻想情節拚湊在一起，有時候甚至東拉西扯，隨意進行不合邏輯、不合情理的敘述，例如，約塞連的帳篷裏居然躺著一個死人；奧爾的腦袋被一個妓女用高跟鞋的跟狠狠敲打，都砸出窟窿眼了，可奧爾還在傻笑。然而，這些看似鬆散零亂的情節和敘述卻有著內在的邏輯聯係，這就是要說明現實生活的多樣性和無奇不有、變化莫測。這樣做主要是要擺脫傳統小說中作者強加給讀者的那種邏輯，因為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傳統小說中那種緊緊圍繞情節主線的因果關係和邏輯發展，這隻是一種虛構，所以，《第22條軍規》是要用“反虛構”方法建立起一種同現實生活相吻合的內在邏輯。
（楊恒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