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以後，我倒安靜下來了。我累得要命，躺在我睡覺的木板上。我想我是睡著了，因為我醒來的時候，看見頭頂上滿天的星鬥。我又聽到了郊區的聲音。夜晚的氣息，土地和鹽的氣息，清醒了我的頭腦。夏季沉睡中神奇的安靜，像潮水似的透進我的全身。忽然，在黑夜即將結束的時候，汽笛響了起來。它宣告有些人走進一個永遠不再和我有任何關係的世界裏。很久以來，我又是第一次想到了母親。我仿佛體會到為什麼到了老年她反而交了一個“相好的”，為什麼到了老年反而開始活動起來。這是因為在那邊，在養老院的周圍，一個個的生命也在死亡，夜晚跟一個消沉的過渡時期一樣。因此，臨死了，我母親反而會感到解放，想重新再過一次生活。誰有權利哭她呢？我認為誰也沒有這個權利。我現在也是同樣的情形，我覺著願意重新生活。剛才的憤怒，仿佛從罪惡裏使我清醒過來，而對滿天星鬥的夜晚，我不存任何幻想，我第一次向著世界可愛的冷漠態度公開我的心胸。我覺得它和我一樣，對我很友好，我認為我過去是幸福的，現在還是幸福的。為了作一個好的結束，為了避免感覺自己太孤單，我隻要想我受刑的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咒罵的呼聲，就行了。
（選自孟安譯本，載《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作
家作品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品賞析
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是“局外人”——從人思考的那一天起，人便被自然放逐；肉體的死亡擊碎了精神對永恒渴望的迷夢；精神對統一的追求與現實的非理性的分離構成了世界的荒誕；上帝的拯救為死亡所阻，而人的自由卻因死亡而得——當人清醒地意識到以上諸條並以最偉大的誠實與最執著的堅持將其後果付諸行動時，飄零於生活之外，亦即深沉投入生活之中的“局外”狀況，也便成了人的宿命。
嚴格地說，“局外”並不意味著距離上的疏遠，而是指意識上的清醒；而“局外人”則是那些對生活的荒誕具有清醒的認識並將這認識貫穿其生活本身，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生活懷抱的人。他們對生活完全不抱希望卻也並不絕望，不斷地拒絕卻又絕不放棄。因為他們明白“荒誕”使生活毫無意義，但毫無意義的生活並非不值得過，相反，越是沒有意義，生活才越值得過下去。
那麼，“荒誕”是什麼呢？——如果我們給荒誕下了定義，那麼，這定義的過程本身就是荒誕的。是荒誕感確立了荒誕的概念，但是如果真的要定義荒誕的話，就會遭到荒誕的最大嘲弄。荒誕可以被描述卻絕不可能被明確定義，我們隻能說：精神對未來的向往與肉體對人的背叛是荒誕的；思想投諸對象形成一個認識，而這認識的抽象性對個別事物的具體性的否定是荒誕的；人對永恒、統一和希望的渴望與生活的短暫、分裂和無望的對立是荒誕的……荒誕處於現實結果與邏輯可能、理性期盼與非理性現實的對立之中而不屬於任何一方——二者間存在的差距越大，荒誕感就越強。以上所有的特征皆具有荒誕性，而荒誕卻絕不僅僅是以上內容的相加。
荒誕的產生並非時間問題，而是意識問題：一切皆如往常一樣的發生——上班、下班、趕車、吃飯，而當某一天有人開始問自己“為什麼這樣”時，荒誕便開始了。“開始想，就是開始被毀”。在很大程度上，思考或認識帶給人們的並非是對世界或人本身的親近或歸屬感，而是一種疏離、陌生感。思考是將我們曾經歸屬過的自然、曾經擁抱過的自身變為我們的對立麵來認識，因此，越深入的思考便會帶來越嚴重的剝離感——誠然，我們並不可以因此否定思考，“絕聖棄智”與“參透世事”同樣渺不可及——從我們意識到這一現象的時刻起，人便被自己無可救藥地放逐了。在這種意義上講，每一個具有理性的人都是“局外人”。
“精神與世界互相用力支撐著卻不能擁抱”，而荒誕卻在二者之間茁壯成長起來。無論如何，自救是人毋須證明的本能，麵對著越來越疏離的世界、越來越陌生的自身，擁有安全感和接受無論來自何方的心靈安慰成了人必然追尋的目的。
在理性的渴望與現實的分裂之間，人們來回擺動——追尋統一的安慰是其搖擺的根源。人們或者傾向理性，頌揚理性的無限力量對世界的認知與分析，導致理性的絕對化，走向唯理主義；或者傾向現實，感歎經驗世界的雜亂無章，導致世界的非理性化，走向信仰或神秘主義。無論怎樣，這都是人類對自己的欺騙——並非此二者的結果讓人們相信自身與世界（或人的感性部分）、精神與現實是相互融合一體的，而是人們自己願意相信這一渴望。
而荒誕的堅守者——“局外人”卻是一個敢於直麵這矛盾的人。他生活於其間，能感到理性之無力、思考之矛盾；同時也能感到信仰之虛無、拯救之無望，在他看來，理性或信仰、有神或無神都同樣虛妄。因此，他拒絕對理性或信仰任何一方的堅信，而走向了矛盾、荒誕中的反抗。
可以說，誠實是“局外人”最優秀的品質——雖然，更多時候人們寧願相信美麗的謊言，也不願麵對赤裸的真實，但“局外人”卻以莫大的勇氣與毅力堅持著在任何人看來都堪稱恐怖的真實：死亡，“一邊活著一邊想著您將整個兒地死去”。在“局外人”看來，死亡，正如生活之中的每一件小事一樣，是伴隨終生的，是一件每個人都不得不麵對卻並非人人都能意識到的事。而他——莫爾索知道，死過之後一切即已不再，如果他要尋求超越此生的另一種生活的話，那也隻能是“一種我可以回憶現在這種生活的生活”！他從不渴望自己無法認識、無法理解的事，因此，他隻忠於現實的生活，隻忠於今天或明天，絕不會對永生抱有任何希望，也絕不會後悔昨天已然發生的事。
死亡是“局外人”的終結之牆。然而，死亡卻也並不意味著比脫離此生有更多的含義，它隻是人類無奈的終點、自然的滅亡、每個人的必經之途；他人之死也並不比一條老狗的走失，或一次痛快的遊泳多些什麼深刻的意義。生命是一條汩汩流淌的長河，一路上的風景各人隻能經曆一次，人不應為死亡改變得更多——這也是莫爾索可以坦然麵對母親之死的原因。在“局外人”眼裏，生活是從不會因為某件事發生什麼根本性的變化的——“生活是無法改變的，什麼樣的生活都一樣”，他人的死亡也不過如此。“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一切的一切都是照常進行的：太陽照常升起、照常落下，工人照常做工……死亡輕靈如鴻毛。關鍵的問題是“習慣”，人們或早或晚都會習慣一切曾經的不習慣——這隻是個時間問題，局外人與常人的不同在於，他似乎看透了這一切所謂的巨變從來都不會是根本意義上的、質上的變化，生活之流從不會為某些巨石所阻，一切都按計劃行事，義無反顧地衝向既定的死亡，因此，莫爾索實在隻不過是比常人早了一些時間習慣於沒有母親的生活罷了。
“習慣”一點點磨損著生活，“局外人”並非一個專門以與習慣抗爭而生的人，但他們能明確意識到這種習慣本身的荒誕性並試圖在習慣中求得新鮮——他們知道，自己在抗爭過後得到的不過是對另外一種新生活的“習慣”。生活從未在質上發生過變化。因此，對生活的“量”的追求，在荒誕的堅守者——“局外人”那裏變得較“質”更具有魅力。他們知道，數量有時會產生質量——無數個“一”堆積起來，就是一份沉沉的生之禮物。所以，品味每一次心靈的悸動，經曆每一次的重新再來便成為莫爾索們追求的目標。
死亡成了人生意義的終結之牆，任何終極性的東西都因對死亡的清醒意識而不存在了。因此，對瑪麗的所謂“愛情”問題，在莫爾索看來是毫無意義的，而人人追求的那種永恒的愛也變成了一種衝動過後的習慣而已，真正的愛情也許本不存在。即使再偉大的人物，過的也不過如庸人一樣的生活，每件事、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一種意義和價值。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平等的，誰也並不比其他人更好些或者更壞些，“大家都幸運，世上隻有幸運的人”。生相對於死亡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所謂“局外人”是要在荒誕中生存的人，他們要在精神與世界對立的堅守中尋找人生的意義。既然信仰或理性同樣不具有絕對可靠性，既然死亡是惟一可確定的東西，那麼，在與死亡的對立中攫取到的生命便是一份上蒼最美麗的賜予。局外人悲觀地看到了生命的幸福所在——活著就是一切。因為世界與內心的無法把握，因為所有事物的平等，他們從不否定其他人對生活的看法，與此同時，莫爾索們也要堅持自己的真誠，反對他人對自己的打擾，因此，莫爾索要以一種消極讚同的方式來擺脫預審推事關於信仰的爭論——爭論是毫無必要的——既然，沒有永恒、絕對的惟一；既然，每件事都有平等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講，拒絕永恒（並非指沒有對永恒的渴望）、不抱希望（並非指完全絕望）地投入現實、現世生活的荒誕者——“局外人”實在是一個全身心投入生活局內的人，他想參與每一件他認為值得參與的事，甚至包括對自己所謂罪惡的審判。可以說，“局外人”被判處死刑這一結果充分地證明了人生的荒誕性。在“局外人”看來，對自己（人類）命運的審判本身是荒誕的——有罪或無罪、生存或死亡從不是由他來決定的，他是這場審判的局外之人。而參與審判的每個人所做的不過是履行自己的職責：記者要報道這一審判以增加報紙的銷售量；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有罪；律師則必須為被告開脫；而證人們——養老院院長、薩拉瑪諾、瑪麗等都不過是控辯雙方的一件工具；一切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審判更像一個審判而已。然而，所有的爭論卻從未指向過莫爾索——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其他人放逐了莫爾索——正如人類被自然放逐一樣——使之置於本該置於其內的局外。人生的審判完全不由人來決定，盡管人身置其中。死亡正是命運對人類的審判，莫爾索的死亡也不過是人類命運的一種象征而已。
局外是意識到並堅守荒誕的人的宿命。人總會被自己思考的真相抓到——意識到荒誕的人，永遠也無法逃脫荒誕的束縛；而對於那些不願麵對荒誕的人來說（這實在是絕大多數），一個不能遵守社會習慣、遵守所謂倫理道德的人，永遠是一個“局外人”。因此，雖然莫爾索從未想到過要生活於生活之外，卻永遠隻能是一個局外之人。
（樊誌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