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絲黛爾 我心愛的！
加爾散（推開她）放開我。她夾在我們中間。隻要她看見我，我就不能愛你。
艾絲黛爾 哈！那好，她再也別想看見我們了。（從桌上拿起裁紙刀，奔向伊內絲，把她砍了幾下）
伊內絲（掙紮，笑）你幹什麼，你幹什麼，你瘋了嗎？你很清楚，我是個死人。
艾絲黛爾 死人？
[她的刀子落地。稍停，伊內絲拾起刀子，瘋狂地用刀子戳自己。
伊內絲 死人！死人！死人！刀子，毒藥，繩子，都不中用了。這是安排好了的，你明白嗎？我們這幾個人永遠在一起。（笑）
艾絲黛爾（大笑）永遠在一起，我的上帝，這多麼滑稽！永遠在一起！
加爾散（看著她倆笑）永遠在一起！
[他們倒在各自的躺椅裏，坐著。長時間靜場。他們止住笑，麵麵相覷。加爾散站起來。
加爾散 好吧，讓我們繼續下去吧！
——幕落
（選自馮漢津等譯本，載《薩特戲劇集》
（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作品賞析
舞台上的三個人並非是“死人”或者說是“靈魂”，他們是三個“不在世的人”，這正是薩特的精心安排，薩特終結了這三個人的未來，好讓他們能夠認真地審視一下自己的過去、自己的生活。按照薩特的理論，人的存在方式是所謂“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即人的過去的存在是不可改變的，可被人所認識和把握的，然而，過去的已經過去，是無法挽回的；同樣可怕的是，將來是還不存在的，對人來說就永遠是未知的。而人就是否定著過去及被將來所否定的現在——人處於一種虛無之中。
正如劇中伊內絲和加爾散的對話所揭示的一樣：
伊內絲：幹嗎要害怕？早先，我們還滿懷希望的時候，害怕倒是件好事。
加爾散：（輕聲地）希望是不會有了，但我們始終跟早先一樣。我們的痛苦還沒有開始，小姐。
伊內絲：我明白。（稍停）那又怎樣？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加爾散：我可不知道，我隻是等著瞧。
劇中三個人物所處的環境其實就是對現實中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種象征——地獄裏的生活是沒有休止、沒有希望的，而人還會“害怕”正說明了人還有希望，對於一個已經沒有希望的人（並非絕望——沒有希望時我們仍有希望意識；在無可期待時，我們仍茫茫然若有所待）來說，也便無所謂“害怕”了。而現實生活中的人與這三個地獄裏的人所麵臨的問題是一樣的：人們所麵對的是一個不可能被救贖的世界，希望的終點不過是死亡而已，我們茫茫然的期待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悲劇呢？我們滿懷希望的生活隻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人們可悲地始終處於一種焦灼狀態中：我們因死亡而失去了被救贖的可能，卻因此獲得了生活中的自由——這並非說人們可以為所欲為，而是說人總可以有所不為，總可以給予一件存在的事以自己選擇的意義。這正如加爾散、伊內絲和艾絲黛爾在那裏追究他們為何被人“擲”到一起一樣，他們反複評價著自己的過去，賦予過去那些實實在在已發生、已存在在那裏的事物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然而令他們困惑的是：事情已經發生，而且是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裏，他們卻對它無法安心——加爾散為逃避戰爭而去了墨西哥，他一生追求著英雄主義，到死卻被人家認為是個膽小鬼，而他自己卻並不認為自己是個“軟骨頭”。加爾散所做的選擇是他自由的選擇，他“從不後悔”，然而他是那麼在乎其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事實上，人們始終生活在他人的注視之下，不可能不在乎他人的評價），終於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恐慌之中，他盲目地尋求著安慰，卻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反駁別人對他評價的論據，作為失去了將來的人，他的人生已經被別人釘在了十字架上，他像隻“進了捕鼠籠的老鼠，已經由不得自己了”。“人總是死得太早——或者太遲”，人的生活是自己選擇的結果，其存在的意義是自己給出的，並沒有上帝決定的萬古不變的價值，而是人選擇服從某種價值。然而問題恰恰在於人選擇價值所依據的並非是過去所掌握的知識、利益，而是根據對未來可能的選擇，並把意義賦予過去與現在，但是將來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便是從一種不可靠的東西出發進行選擇的，人生是一種冒險——而這種冒險便把人推向了各種苦惱和焦慮的深淵，並且，失敗總是在所難免的。人是在與未知做一場綿亙終身的角力，這種未知被人們稱作什麼其實是無所謂的，關鍵問題是“他們”讓人們手足無措地生活著。
“他們”是《禁閉》這個話劇中從不出場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的“角色”，劇中每一個人都受著“他們”的左右，卻完全無法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到底想要幹什麼？這樣劇中人便被擲入無物之陣當中，他們想反抗卻連對手都找不到。
劇本一開始，加爾散便是在一個荒謬的環境中，營造著某種詭譎的氣氛：一個不能給加爾散任何實質性信息的聽差；一間第二帝國時代款式的房間；三把互不相同的躺椅；一尊幾乎可以說是毫無用處的巴爾布笛安納青銅像（它重得無法被移動）；一把絕不可能被用來裁紙的裁紙刀；還有一個在需要時絕對不可能被按響的電鈴。加爾散以及以後的出場人物被注定在這樣一個荒誕、偶然的環境中生存。
然而，更為荒誕的還並不是環境本身，而是環境中的人——他們死去的先後不同、各自的誌趣愛好不同、生前身處環境不同、死因不同——卻被似乎毫無理由地安排到了一起。薩特把存在的偶然性、荒謬性集中地表現在舞台上。人們偶然來到這個世界上，又並非自己所願地死去，從一開始人們便迷失在世界中，被世界的旋風卷挾著舞蹈。
三個人物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鏡子——“這兒沒有鏡子”（加爾散）；“我可是照過鏡子來的”（伊內絲）；“您要是讓我一個人呆著，至少得給我一麵鏡子呀”（艾絲黛爾）——然而，鏡子又是什麼呢？鏡子是見到自我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自我認定的工具，或者說是無法言語的他者。在薩特看來，人與人之間就是一種相互的需要、相互的折磨：人本應該深入到人群中去，和其他人真誠共處，但是人們總是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人們要一麵鏡子來自我把握、自我認定，可以肯定的是鏡子告訴人們的關於自己的形象和其他人所訴說的是不同的，因此，人們其實是彼此格格不入的，是在人群的表麵滑行；同樣，人也可以孤獨，給自己一個清淨的世界，但是，事實上人們又離不開人群，隻不過是在孤獨的表麵滑行罷了。這便是薩特在小說《惡心》中提到的既進不去、又離不開的惡心狀態。人需要鏡子便是需要一種評判，需要人群的安撫；而真正的人群給人們的除了安撫以外，還有折磨。當加爾散一個人呆在屋子裏時，他坐臥不安；當伊內絲來後，他又要求雙方應該相處得彬彬有禮，互不傷害；當他要求世上任何一個人的理解時，他甚至對自己並不喜愛的艾絲黛爾言聽計從；而當他發現沒有人會真正理解或者同情他時，他決絕地要離開這個房間；而當房間的門突然打開時，他又猶豫著退了回來。“道路是暢通無阻的”，然而三個人誰也不願意離開。實質上離不離開這個房間本質上不會有什麼變化，因為這個房間以外還是房間，發生的不過是類似的事件而已。這並不是加爾散說一句“我一點兒也不想害你們，我跟你們毫無牽涉”就可以解決的。人與人之間就像被某種力量套住一樣彼此掙紮著想逃離，卻注定了誰也離不開誰。這種惡心狀態幾乎是無處不在，可以說，正是它造成了人們的相互折磨，地獄裏不缺少劊子手，因為——他人就是地獄！
地獄中的三個人被關在一個房間裏——伊內絲是個同性戀，喜歡艾絲黛爾；艾絲黛爾隻喜歡男人，房間裏惟一的男人加爾散便成為她追求的對象；加爾散努力打理自己的一生，能幫助他的卻隻有伊內絲。於是三個人便開始了彼此的需要與折磨。這種折磨是人無可逃避的，正如伊內絲所說：
我渾身都感覺到您的存在。您的沉默在我耳邊嘶叫，您可以封上嘴巴，您可以割掉舌頭，但是您能排除自己的存在嗎？您能停止自己的思想嗎……您無處不在，聲音到達我的耳朵時已經汙濁了，因為它傳過來時，您已經先聽到了它。您竊取了我的一切，甚至我的臉龐，因為您熟悉我的臉，而我自己卻不熟悉……
在他人的注視下生活是每個人的需要，但是他人的注視卻同樣否定了個人對自我認定的要求，自我是自我，他人是他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注定了衝突和折磨。我們彼此的不信任——“至於說我的信任麼，我可沒什麼信任可給”（艾絲黛爾對加爾散說）；我們彼此的無法了解——“您的審美力與我的一樣嗎？”（艾絲黛爾對伊內絲說）；我們彼此的無法幫助——“我不知道，我心愛的，因為我不處在你的地位。這該由你自己來斷定”（艾絲黛爾對加爾散說）……種種無法溝通造成了人們的衝突，這種衝突也許是無意識的，也許是有意識的，但是都不可能從本質上改變人與人相處的境遇。
劇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是，無論人們幹什麼，自己總是處在他人的注視之下：加爾散和艾絲黛爾互相愛撫是在伊內絲的注視之下；伊內絲和艾絲黛爾的甜言蜜語是在加爾散的注視之下……人們渴望著交流也嚴防著完全的交流，生活就像在演戲一般，每個人給自己的行為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反抗著他人對自己的不順意的評價，還是伊內絲一語中的地點到了這種關係的本質：
你們這場戲是演給誰看的？我們都是自己人呐。
人們在焦灼中掙紮、反抗，也同樣渴望著焦灼和陷阱——沒有人願意完全離開“他們”為自己設計下的境遇而單獨生活，盡管他（她）不舒適；沒有人願意放棄自己的追求（伊內絲對艾絲黛爾、艾絲黛爾對加爾散、加爾散對伊內絲，他們彼此牽製，卻決不主動放棄）而甘受折磨……世界上充滿了“他們”設下的陷阱，想躲避一個陷阱卻可能落入另一個陷阱，逃避不是辦法！反抗卻也沒有結果——艾絲黛爾殺不死折磨自己的伊內絲，三個人又陷入了另一個輪回，地獄裏不會有什麼尖樁刑具，隻有一個個他人在那裏彼此折磨著。
（樊誌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