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與沈從文在不同的空間采取了相同的審美文化眼光，批判城市文明的種種負麵效應。他們有著內在邏輯上的驚人一致：對進化論的反叛，對曆史與道德的二律悖反的反思。前者不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一切都將趨向於完美；後者不認同“都市的讚美詩”708，對都市進步的大量負麵衍生物表現出深深的憂慮。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由於“進化論”的強大影響，人們一度相信有一個“完美終點”的到來，因此在現代文壇，不乏對都市文明采取讚頌姿態者，如茅盾、郭沫若等。新感覺派作家雖然感覺到都市所帶來的人性異化，但是由於他們都是地道的“都市之子”，對都市的熱愛與迷戀使他們隻能在痛苦中沉醉、癡迷、不可自拔，最後隻能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淵，恰如沈從文所說，都市成就了他們，也限製了他們。同為描寫現代都市，林語堂與沈從文不僅能夠自覺反思現代文明所帶來的道德墮落、人性異化與心靈重負，而且通過對文化理想的建構與物質主義帶來的異化現象相對抗，表現出相類的審美特質。
首先，在麵對人性異化的同時，二者做出了一致的文化指向——崇尚神性，讚美人的原始生命強力。林語堂的神性思想具體通過神秘莫測的“命運”表現出來，他認為“命”是一種無法抗拒、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力量，因此人應當順其自然，並有所畏懼。《京華煙雲》、《唐人街》等作品都表達了這樣的思想：道無時不在無所不在，世間萬事萬物都有一定的規則，善惡、美醜、榮辱、貴賤、死生、禍福，都遵循輪回轉換的自然法則，受到命運的主宰，因此不可強求，不必執著，應當順應天道，就像《賴柏英》中韓沁在給新洛的信中所寫：“冥冥中似乎有一股莫大的驅力，任誰也無法抗拒它的安排。”709林語堂通過作品表現了對強大的命運力量的折服。沈從文崛起於30年代的文壇，筆觸最終指向對民族未來生存方式的終極關懷，他以生命為關注點，崇尚神性，描寫健康優美的人性。他鄭重聲明：“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光明讚頌。”710“我隻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711“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12由此可見，在沈從文那裏“人性”與“神性”相通。無論是林語堂還是沈從文，對神性的強調都使他們轉向對原始生命強力的歌頌。林語堂在《紅牡丹》、《風聲鶴唳》、《朱門》等作品中頌揚健康的生命形式，塑造了一係列任性唯情的人物形象；沈從文的《龍朱》、《神巫之愛》、《媚金·豹子·與那羊》、《月下小景》、《雨後》、《阿黑小史》、《柏子》等諸篇，在詩化的背景中，通過健康的肉體、美麗的外貌、純樸的心靈、朝氣蓬勃的精神凸現出人性美。在他們筆下，這種原始的生命形式是一種人性與神性的契合，也是一種人性與自然的交融。他們以舒展而強烈的愛，震撼著文明世界矯揉造作的男男女女。情欲在他們筆下，不是醜惡、淫穢的別名，而是人性的複蘇、青春的覺醒、存在的莊嚴召喚、生機勃勃的人的本質力量的集中體現。夏誌清曾將沈從文與葉芝做過簡單的比較，認為二者都強調“人類得跟神和自然保持著一種協調和諧的關係。隻有這樣才可以使我們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驕傲，不流於貪婪與奸詐。”713這一帶有審美現代性色彩的表述完全適用於林語堂與沈從文。在“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昂揚崇高的精神成為普遍主體傾向的時代，知識分子難以以足夠的精力深入思考文化意義上的徹底變革，而林語堂與沈從文等作家則繼續著對生命的思考。他們於單純的信仰、樸素的觀念支配下展現著命運的莊嚴和自由的本質，在一種逆向的文化思維中，以神性、以原始生命強力抗拒“物化”的日常經驗，減輕工具理性對主體的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