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二人都通過夢幻、回憶與想象對抗現實、批判都市，這是對現代文明的拒斥。“‘現代性’既意味著分析、反映某種鏡像，也意味著逃避、幻象和某種夢象”714.在林語堂看來，“人類是全靠想象力才能進步的。”715而工業化過程和與之相關的物質主義的泛濫成災，使“有關人類心靈的一麵——想象力、記憶、愛、衝動（除了動物的食物和性的衝動以外）都被抹殺，或被扔到窗外。”716“舊世界”的匆忙生活使人們不斷走向沒落，不可逆轉地迅速物化和成為物性對象，而想象力的毀滅、夢幻的丟失，是其嚴重危害，是人的精神淪落和本質退化的典型體現。沈從文則力圖在病痛的人生與社會中，通過文學作品達到純粹審美觀照的境界，在這種思路下，文學所要強調的，如周作人在《跋》中所說，不是直麵人生的勇氣以及現實主義精神和方法，“不是著者所見所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景的寫象”717.沈從文在對回憶、夢境的書寫中尋找精神家園。因此，在給“小說”下定義的時候他指出：
個人隻把小說看成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這定義說它簡單也並不十分簡單。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即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係；二是夢的現象，即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單是第一部分不大夠，它太容易成為日常報紙記事。單是第二部分也不夠，它又容易成為詩歌。必須把“現實”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方可望成為一個小說。718
正如馬爾庫塞所分析的：“想像的力量在工具主義理性發號施令，與為了實現這種理性而對感覺經驗大加摧殘這兩者之間，被壓抑著。正是在這種壓抑的總體框架中，想像才可以自由地成為實踐的東西，即對現實加以變形。”719林語堂與沈從文正是在文明社會的現實壓抑中，通過夢幻、想像的釋放而超越現實的限製。
林語堂與沈從文都在創作中反映夢想與現實的對立。林語堂筆下的人物常常借夢幻來補償現實中忙碌生活的不足，作家借人物之口說：“夢境是對現實的抗議，不是嗎？”720他認為，夢幻能夠製約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義，“人生少不了幻像，幻像使人生變得可以忍受。把世界剝奪了幻像，我們就失去生存的目標。……事實上，世界沒有幻像就不可能存在。……假如美是瞬間的一種幻像，看起來不是很好嗎？其實整個人生都是錯覺，問題是要怎麼辦？摒棄它嗎？不，人生少不了錯覺。……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需要這些神話和幻影，沒有了幻影，就沒有愛，沒有藝術，也沒有了宗教。”721“我們不能生活在冷冰冰、赤裸裸的現實裏。‘舊世界’的哲學錯在過分強調客觀。我們必須為人披上自製的美服。我們若有更富彈性的想象力、更活躍的幻想，和自然有更親密的接觸，若有早期希臘人特具的朝氣和詩意的幻想，我們就可以美化生命了。”722誠如弗洛伊德所說，真正的藝術家“懂得如何潤飾自己的白日夢”並“為他人所共同欣賞”723，林語堂在作品中創作了許多夢幻世界。如當新洛想起賴柏英，想起故鄉時，他感到：“那是一個他已經失去、卻無法用言語表達出來的世界。往事一直殘留在他心底，想抓又抓不回來。他對那些夢迄今依舊滿懷信心，夢中有開心的笑容、極度的喜悅、真誠的感情以及純情的信任。”724與之相對比，新洛在匆忙的大港都看到的卻是“人來人往的走道，褪色的牆垣，大家住的破房子，以及洶湧不斷的人潮，千千萬萬奔走營生的人群。”725在這裏，人們隻忙著賺錢，丟失了夢與幻想的能力。林語堂陷入鄉土與都市、理想與現實的二元對立，矛盾的難以調和與調和的艱難使他常常以夢幻為慰藉。沈從文也常常遊離在夢的邊緣，流露出夢境難圓的悲涼，與現實呈現對立態勢。他在《水雲》中很坦誠地透露了自己經常陶醉於夢境的經驗，比如，“我要寫我自己的心和夢的曆史”726.《月下小景》中的佛經故事是經過“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屬於抑壓的種種纖細感覺和荒唐想象。”727《邊城》是“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的故事，是“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728所以沈從文在小說中，寫的常常不是眼見的狀態，而是官能的感受、回憶、夢幻：“在現實裏以至於在回憶同想象裏馳騁，把各樣官能同時並用，來產生一個‘作品’。”729要超越“普通人習慣的心與眼，來認識一切現象，解釋一切現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點什麼，或者是對人生的悲憫，或者是人生的夢。”730林語堂與沈從文都通過對夢幻的強調尋找精神的慰藉和寄托，這是對所處現實社會的否定，從中可以看到夢（曆史、回憶）與現實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