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格拉底之後，其他文人就不這樣做了，哪怕黑白顛倒。主上說是白的，文人們都點頭哈腰說，主上英明。主上說是黑的，文人們都趴著前肢說，主上聖明。當主上說既白又黑時，文人們都開始五體投地，流著蒼茫的濁淚高聲讚道，我們曠世的主啊，您真真是我們生命的偉大皈依。這樣一來，主上高興，文人們也高興。主上高興，大加賞賜。文人們高興，拿著主上賞賜的東西，走花街串柳巷，樂在其中。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古代西方宮廷的禦用文人，都是為宮廷主子服務的，主上說什麼就是什麼，主上說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文人與主子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當然，這樣做，雙方都有好處。在我們國家，這個方麵的文人，從古至今，都一抓一大把。稍有不同的是，我們給主子充當玩具的文人，不僅充滿了生命挑戰，而且還充滿了滑稽與危險。慈禧時期，有個文人給老佛爺寫扇麵，寫的是王之渙的《涼州詞》，結果，不知是因為害怕還是由於激動，此人竟把老王的“黃河遠上白雲間”的“間”寫掉了。老佛爺頓時玉顏凝霜，鳳眼增寒。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好在文人畢竟是文人，隻聽得文人說，最最敬愛的老佛爺，微臣寫的不是詩歌，而是一首詞呃。老佛爺說，念來。文人開始念道：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慈禧大悅。漢武帝時代的東方朔，可謂是玩具文人的極致之一，機智、風趣、幽默，充滿了調侃格調。在與皇帝的周旋中，運用了自己的基本智慧。而另一個文人，司馬相如，在得到漢武帝的賞識之後，以為找到了青天白日的光明前景，基本上喪失了自我，最後在漸漸失寵之後，不得不長籲短歎。由此可見，做文人沒有自我也是可怕的。秦始皇時期的李斯，當然是個文人，而且是個非常可怕的文人，收拾起同類來，毫不手軟，後來，卻落得東門腰斬的下場。當他腰斬別人時，卻沒有想到自己，不得不令人一歎。做文人做到這種份上，實在也沒有意思。
所以，當文人失去自我的時候，陰暗的那一麵常常膨脹。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殊不知天有不測風雲。文人一旦得勢，那份趾高氣揚，旁若無人的架勢，的確讓人害怕。可一旦失勢之後，那份喪家狗的垂憐，不顧羞恥的低眉順眼，卻又使人不齒。當年的嚴嵩——嚴大人，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都是文人。在《萬曆野獲編》裏，明朝人沈德符有如此記載：“嚴分宜（嚴嵩）自為史官，即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鈐山堂稿》。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為長城，蓋李長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獐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其詩集《鈐山堂集》，《四庫總目提要》的評價也很高，紀曉嵐在編纂時，也不忍去之，認為在“在流輩中乃獨為迥出”。由此可見，能在大清的皇家典籍中，獲得如此高的評價，的確“不俗”。嚴嵩的詩歌，不僅意境開闊，氣勢博大，讀起來朗朗上口，而且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深得詩歌三昧。我們且讀他的《喜友人至》：“下馬柴門日已曛，燈前悲喜話同群。空江歲晚無來客，遠道情深獨見君。瓦甕細傾山郭酒，藜床閑臥石堂雲。莫言古調隻自愛，且誦新篇慰我聞。”此詩所表達的情懷，可見一斑。更重要的一點，嚴嵩早年苦讀，通過正規科舉，一步一步往上走。據史料記載，嚴嵩長相可人，身材修長，有玉樹臨風之態，而且嚴謹自勵。為政勤勤懇懇，不敢絲毫馬虎。就是這樣一個人，後來在皇帝弄獐捉床的召感下，漸漸失去了本我，以至另一個自我，畸形膨脹，最終導致淒慘的結局，迄今仍然被人唾罵。其實，隻要我們仔細分析，嚴嵩的走向，完全與當時的朝廷風氣有關，一個國家全民糊弄，假話連篇。上至皇帝，下至村姑野老，都沒有一句真正意義上的人話，可想而知，身在染缸裏，要想不變色，當然沒有可能性。明史中，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嚴嵩早年與晚年的變化。雖然史料也未必可信，但還是能夠泄露出一部分真實的。
嚴嵩作為文人典型，到最後，卻落得家破人亡。按照嚴嵩的智商，是不應該走到這一步的。但事實已經走到了這一步，由此可見，文人在自我膨脹之後，常常閉目視聽，根本辨不清方向，認為天下之大，除了皇帝就是自己，有了這種畸形心理，要想不玩完，都沒有可能性。當然，文人的自我膨脹，常常與權力走在一起。一個沒有權力的文人，再怎麼膨脹，也脹不到哪裏去，最多，在家裏，對著自己的老婆孩子，拿腔拿調吼吼，如果有老婆孩子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