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常常成為文人的心病，也是文人最大的致命傷。一旦把握不好，結局都很淒涼。當然，也並不是說，文人就不能抱養權力。當年蘇東坡在權力麵前，表現出來的內在氣質，就非同一般。這當然要歸功於老蘇那顆坦蕩的心。
在權力跌宕麵前，無論沉浮，老蘇都幾乎一笑了之。後來，老蘇在發配路上，一路跌跌撞撞走來，雖然苦澀，卻也頗有心得。不用說，老蘇的曠達來自於心態，心態來自於涵養，涵養來自於積累。我們今天評價老蘇，都會認為，老蘇作為那個時代的精英，定力是夠的；作為那個時代的文人，老蘇是可愛的；作為那個時代的官員，老蘇也是可敬的；而作為風月場上的浪漫詩人，老蘇更是可愛的。
如上所述，文人一旦把自我放在自我膨脹的世界裏，就很難把握好生命走向。如果這時，文人的內在良知已經泯滅，則更是危險。我們不否認，文人的內在來自於自我，但更多的卻是與社會緊密相連。當年文天祥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最後的結局是那個樣子。作為文人的文天祥，麵對國破家亡，文人的內在良知不自然地開始升華。其實，作為政府官員的文天祥，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但事實上的文天祥卻這樣做了，明知不可為，卻偏偏要去為，偏偏要把自己置身於風口浪尖上。這在我們今天看來，可能有些“迂腐”。
但在實質上，這是真正的勇者，是絕對的大勇，也是真正的勇者不懼。這就是文人的內在骨頭：可以被毀滅，不能被打倒。我們從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邁詩歌中，完全可以看出，文天祥當時所承擔的社會義務。在那個時刻，個人生死算什麼呢？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國家都不存在了，個人又到哪裏去呢？作為文人的文天祥，在這個時刻，考慮的出發點，隻能是國家存亡，而不是個人的基本出路。也許有人會說，文天祥實際上是一個權人。這點，我們不否認。但在實質上，文天祥還是一個文人，或者是權人背後的文人，權力隻是他的外衣。文人的內在良知始終在他身上閃現光華。
當一個國家麵臨國破山河在的時候，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總是會挺身而出：要麼憂國憂民，要麼率先呐喊，要麼把自己的心血與文字化成民族的刀劍。當年的杜甫，麵對安史之亂的混亂格局，憂從中來，其憂鬱雄渾的詩歌，直指社會，直指當時的社會統治者，其“三吏”“三別”被後人譽為“詩史”，可見其詩歌的內在力量。當年的魯迅先生，麵臨社會的整體黑暗，以一個文人的應有良知，把自己的心血與生命，化成了民族呐喊的聲音，這一聲呐喊，喚醒了許多熟睡的人們。無論小說、雜文，都直刺社會的黑暗深處。我們今天讀來，依舊感覺先生的文字，冷峭的外表下，仍有一顆火熱的心。由此可知，文人的內在骨頭，在社會黑暗的敲打中，總是越來越閃亮。我們最不能忘記的，常常是黑暗中的光華。因此，文人的內在一旦被烽火點燃，迸發而出的，常常是熾熱的岩漿。
我們不否認，文人是社會的載體。文人是社會塑造的，也是社會毀滅的。
當一個國家整體黑暗的時候，要麼全體沉默，要麼文人率先起來，中外曆史都能說明這一點。中世紀的黑暗，導致了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這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馬丁通過自己的有生之年，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奮鬥，終於完成了宗教上的社會轉向。雖然這是宗教上的故事，但我們仍然可以看成是文人思想的載體，是思想者自我道路的回歸。從馬丁的生平經曆來看，馬丁首先是一個文人，由文人而宗教，心理的內在，經過社會走向，產生出強烈的意誌。我們如果讀過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宗教曆史小說《君往何處去》，不多不少就能明白，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人良知者，在麵臨社會的重大抉擇時，常常會拋棄小我。
因此，當文人成為社會載體的一道風景時，誰也無法否認，文人的內在良知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無論文人內心多麼黑暗，一旦成為社會載體，與社會的基本走向緊緊相連，單一的文人自我就消失，其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已不再允許個人獨自狂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