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傳》的根基在於儒，“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雲：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郭靖實踐了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義所設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為著的個人與他所屬的民族共同體之間的道德責任，並不曾要人們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擔道義責任。在這一點上來說，《天龍八部》中的主角蕭峰則麵對了比郭靖等人遠為艱難的選擇。學者何平認為，隻有曾經支撐著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儒教才能支撐起金庸筆下腥風血雨的多難江湖。但在金庸後期的代表作中，《天龍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記》
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後期的金庸已經走出“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儒教”
的影響，封筆之作《鹿鼎記》的選擇是西方文化的印照絕非偶然，“《鹿鼎記》對儒教正統、英雄道義的沉痛檢討是凝聚著時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外緣性的批判。”
《射雕英雄傳》另一主角當屬成吉思汗，金庸對曆史的興趣有目共睹。
從《射雕英雄傳》後記及附錄可知，金庸對元史極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書寫，居然還引發台灣文化官員封殺《射雕英雄傳》一書，懷疑“有鼓吹毛澤東之嫌”，不許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臨終時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過思想上的交流，曾說：“我一生縱橫天下，滅國無數，依你說竟算不得英雄？”
從成吉思汗自身角度來說，他所做的一切，其實也不過是“為國為民”而已，他為自己的蒙古帝國南征西伐，奪得更多的土地，為自己的子民掠搶更多的金銀財寶和女人。然而“積屍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難說得很了。”相對《鹿鼎記》裏的江湖奇人韋小寶，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勳業令任何英雄都難及萬一：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鼇拜、參與平定三藩之亂、簽訂《尼布楚條約》、收複台灣、指導俄國的宮廷政變、為江湖各路好漢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業和從容進退，使一切聖王懷抱和英雄道義黯然失色。
“金庸彙通古今的學問修養，勢必使他在小說創作中麵臨一個並不深奧、但不易回答的問題：在真實的曆史進程中，儒教及其正統已日趨沒落、解體，在這一事實基礎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與曆史真實和現實存在取得一致？對於這個矛盾，金庸顯然深有會心。他從來不為他的俠義英雄設計大獲全勝的凱旋，比較樂觀的幾部小說中也隻有差強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裏洋溢的不是‘多難興邦’的空頭豪情，也不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烈士精神。盡管金庸沒有徹底破壞通俗作品大團圓的程式，但他小說中彌漫的鬆柏後凋於寒霜、雞鳴不已於風雨的悲劇氣氛，已經強烈地暗示俠士無法逃脫的曆史困局以及他們在這種困局中事實上的無所作為。”何平先生這段話已經說明了儒教及其正統已日趨沒落、解體的無可挽留，同時印證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虛妄。正所謂：俠之大者，本是心魔；為國為民，更是虛妄；法尚應舍，何況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