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是一部武俠小說的典範之作，在武俠小說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傳》中，作者虛構的人物開始與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淩駕於曆史人物之上。這樣的寫法，其實是每一個小說家內心深處的欲望——那種重構曆史的野心與夢想。倪匡對男主角郭靖不太滿意，在英雄人物品評上，認為“無可置評”。但郭靖卻是金庸小說人物中影響最大的一個，雖然過於完美，卻是金庸極端理想化的產物。郭靖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正如朱子柳道：“當今天下豪傑，提到郭兄時都稱‘郭大俠’
而不名。他數十年來苦守襄陽，保境安民，如此任俠，決非古時朱家、郭解輩逞一時之勇所能及。我說稱他為‘北俠’，自當人人心服。”（《神雕俠侶》）
上海學者胡曉明在《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化的“招魂曲”》一文裏如是說：
“郭靖是一個氣味純正的英雄。任何現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於這個人身上都顯得齷齪小氣。他的身上有著久遠的文化血脈，接通著中國古代的聖王氣象、豪傑意境。這樣的意境，在當代文學中的確是再難出現了。如郭靖、張無忌、喬峰、楊過、陳家洛、陳近南等膾炙人口的大俠，都有一番不同凡響的豪傑功業。都是在曆史的大關頭，臨危授命，以武俠手段行聖王事業。”
似乎學者都認定金庸筆下的主人公有儒家情懷，但細細分析，郭靖、張無忌、喬峰、楊過、陳家洛、陳近南之間卻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來說，郭靖的儒家風範更為明顯，從“射雕”到“神雕”，其儒家情懷倒是越來越濃。
行俠仗義似乎是英雄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點“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龍記》中張翠山被金毛獅王謝遜問道：“行俠仗義有甚麼好？為甚麼要行俠仗義？”張翠山隻能無語，在張翠山的心裏，行俠仗義是當然之義，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謝遜一問，才覺得這是個問題。從解構主義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麼大詞是不可置疑與天經地義的，一切所謂的“確定不移的客觀事實”的背後都有權力的影子。《射雕英雄傳》的主人公郭靖同樣遇到了這種“精神危機”，“翻來覆去地想著，越想越是糊塗。”丘處機給他解道，但丘處機武學修為不夠，郭靖並不信服，後來被師父洪七公的一番“義正詞嚴”的棒喝所驚醒，從而成長為一代大俠。
然而細究洪老叫花的一番話：“老叫花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若非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幸之輩。老叫花貪飲貪食，可是生平從來沒殺過一個好人。”其中大有疑問，每個人殺人都有理由，都認為對方是惡徒、該死之輩。但誰有權力作為審判者，缺席的審判無法令人信服。金庸對此也有反思，在後來的《天龍八部》裏揭示出“縱有奇特個性和神通，依然有塵世的歡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裏則破除了正邪不兩立的虛妄。可惜金庸未能更進一步，破除國家的神話，“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們都曾經經曆過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而犧牲小我的宣傳時代，到頭來隻是一場噩夢。
理想本來是美好的，它是一種愛，對人、對生命的愛。這種理想有理由為人們所信奉，然而當一種為理想而獻身的行為被作為生命的最高意義而被提倡時，人、生命往往成為一種手段而存在。在這樣的一種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每一個人、每一個個體自身卻沒有價值和意義。當犧牲者被作為榜樣提倡時，無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隨者。“經死亡之路踏入黃金牧地。”這樣，理想漸漸成為須不斷用生命填入的無底黑洞，死亡成為理想的必經之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其實就是一劑迷幻湯，許諾國家神話的道德紙冠，讓每個人不斷奉獻寶貴的生命，為武俠江湖的共產主義鞠躬盡瘁，意為“嘔心瀝血竭盡全力，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在這裏，作為個體的個人已經完全不重要，國家和人民成為終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