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朝廷上彌漫著北伐的空氣。隆興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起用抗金老將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東南一帶的軍權完全由他掌握。他用這些軍隊，從江陰、鎮江、建康（今江蘇南京）、池州（今安徽貴池），直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布置了一道防線。
接著朝裏的大臣們集議，準備在外交上聯絡西夏，爭取它的協助，共同抗擊金軍。同時又對淪陷區的軍民散發傳單，發動他們武裝起義。這兩個重要的文件，都是由陸遊起草的。現在他的文集中有《代二府與夏國主書》和《蠟彈省》兩篇，就是當時的原稿。二府是指中書省（當時最高的行政機關）和樞密院，蠟彈是封緘秘密文件的蠟丸。這樣機要的文件都特命陸遊執筆，可見他的才德是怎樣被朝廷所器重了。
做了這一些準備之後，這年的四月，開始北伐。當時發兵六萬，號稱二十萬，由李顯忠、邵宏淵兩員大將分別率領北進。在戰事發動之初，進展頗為順利。五月十四日，兩軍渡淮，十六日圍攻宿州（今安徽宿縣），很快就把宿州克複。可是，由於二將不和，在敵人反撲的時候，邵宏淵竟坐視李顯忠被困而不加援救，以致李顯忠成了孤軍，隻得放棄宿州，潰退到符離集一帶。
抗戰失敗，主和派又抬了頭，陸遊在朝廷上便也日益處於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又揭發了宋孝宗的親信曾覿等人的貪汙不法、結黨營私等行為，更引起了宋孝宗的厭惡。於是，陸遊被貶為鎮江通判（州或郡的副長官）。這時正值張浚巡視江淮，來到鎮江。一來張浚和陸遊的父親本是舊交，二來彼此又都是主張抗戰的，所以張浚對陸遊很是器重，而張浚的兒子張和幕僚們更是和他天天見麵，親熱異常。他們在一起計劃著如何重整武備，進取中原。可是正當他們的準備工作大致就緒的時候，主和派包圍宋孝宗，於隆興二年四月撤銷了江淮都督府，罷免了張浚，重新和金人議和。
就在和議進行期間，陸遊還曾上書朝廷，建議國家應乘和約未定之前，宣布建康和臨安都是臨時首都，以便將來遷都建康，憑借有利地勢，積極從事收複中原的準備。但這樣的主張，當然不會為主和派所接受。
不久，主和派竟給陸遊加上一個“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在乾道二年（1166）免掉了他的職務。
入蜀與參軍
陸遊被罷官以後，在家閑住了四年之久，生活越來越困難，甚至有時全家靠喝粥來過日子。直到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朝廷才又任命他做夔（葵）州（治所在今四川奉節）通判。這時陸遊已四十五歲，因為久病不能赴任，第二年初夏，才攜帶家眷由故鄉動身。他沿著長江行進，經過現在的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最後通過山勢險峻、江流湍急的三峽，終於到了四川。他把一路上所見到的山川名勝，曆史古跡，以及民情風俗等等，都寫進了自己的日記裏，命名為《入蜀記》。它不但是一部很優美的散文遊記，而且還是研究地理沿革的參考書。
陸遊在夔州任職三年，這個地方很偏僻，要辦的公事也不多，生活孤寂單調，因此他感到很苦悶，態度也有些悲觀消極。所幸任滿之後，正趕上王炎來做四川宣撫使，聘他擔任幹辦公事的職務，他這才又活躍起來。
王炎是當時主戰派的領袖之一，他的政治、軍事才能都是很出色的。他這時以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身份出任宣撫使，西北一帶的軍事、財政等權都集中在他手裏，是很可以有一番作為的。他把行政公署設在陝西南鄭，正是當時宋金邊界上的重鎮，隨時可以出師北伐的地方。
陸遊是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愛國誌士，為了實現他的報國壯誌，他曾經鍛煉過身體，也鑽研過兵書戰策，可是在這以前，他一直沒有機會到軍中工作。現在他從夔州調到南鄭，從後方來到前方，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因此他非常高興，甚至唱出“投筆書生古來有，從軍樂事世間無”的高昂歡快的調子。他意氣風發，覺得建功立業，為期不遠了。
那時候，陸遊除了為王炎出謀劃策以及處理一些日常公務以外，還騎著馬東奔西走，到各處去了解情況，傳達上級的命令，協助作些安排。南鄭附近，他常到的有西縣、定軍山等地。他也到過大散關下的鬼迷店和仙人原上的仙人關。這兩處都是宋、金對峙的最前線。
在前線上，當然宋、金兩軍之間也免不了接觸，這樣的小戰鬥，陸遊也參加過。有時候，情況很緊張，士兵們顧不上搭鍋做飯，大家隻好吃點粗糙的幹糧充饑。可是，對這樣艱苦的戰鬥生活，陸遊絲毫也不在意，過後還非常留戀地在詩裏一再提到。這是什麼原因呢？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答，就是：“一寸赤心惟報國！”
在陸遊未到西北以前，他的眼光隻局限在江、淮一帶，以為北伐應當從山東進軍。現在經過實地考察，他對川、陝一帶形勢的險要，物產的豐富，人民的豪健與義俠，獲得了新的認識。他認為這些條件比江、淮優越得多，可以作為反攻的基地，因此他向王炎建議：經略中原，必須從長安開始；取長安，必須從隴右（甘肅西部）開始。應當積粟練兵，一旦有釁可乘，就向敵人發動進攻。
在王炎、陸遊和幕府中其他人員的策劃之下，北伐的準備工作積極地進行著，而且條件逐步趨於成熟。淪陷區的廣大人民不堪金兵的蹂躪、迫害，殷切地盼望著宋軍的到來。他們不顧敵人的嚴密封鎖和監視，冒著生命危險，把敵人方麵的情報密封在蠟丸裏傳遞過來。他們甚至還攜帶著洛陽的竹筍和黃河的魴魚來慰勞前線的將士。後來陸遊回憶起這種情景，寫道：
憶昨王師戍隴（今陝西西部和甘肅東南一帶地方）回，遺民日夜望行台（指軍營），不論夾道壺漿滿，洛筍河魴次第來。
這樣的愛國熱情使陸遊萬分感動，他深深地了解到人民期待反攻的迫切心情，也看到了中原人民反抗奴役的偉大力量。在這樣強大的力量威脅之下，敵人已經發慌了，他們被迫在長安的四周挖掘了三道護城河，作為防禦的工事。看到了這些，陸遊是多麼興奮，多麼著急啊！他一心在想：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趕快下令出兵吧！隻要我軍一動，敵人就會在裏應外合的夾擊下逃走的，淪陷的河山就可以收複！
但是，這樣的機會又錯過了，詩人的熱望又化為冰冷，淪陷區的人民又受了一次欺騙。乾道八年（1172）朝廷把王炎調回中央去了，一切反攻的計劃和措施又被擱置下來。麵對著這樣的現實，陸遊悲憤到了極點，他常常登上高處，望著淪陷的河山，仰天悲歌，淚如雨下。
王炎的幕府解散後，陸遊被調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乾道八年十一月，他攜帶家眷，重回四川。這是個空銜，沒有什麼公事可辦。以後又代理過嘉州（今四川樂山）、榮州（今四川榮縣）等處地方官的職務。淳熙元年（1174）的除夕，接到四川製置使（掌措置邊防軍事，捍衛疆土的高級指揮官）的命令，要他去做四川製置使司參議官。他於第二年正月再次到成都。
不久，範成大來做四川製置使。範成大也是南宋有名的詩人，在隆興元年陸遊擔任編類太上皇帝聖政所檢討官的時候，他們同過事，和陸遊是文字之交。因此這時他們雖然一個是長官，一個是屬員，但彼此都不拘形跡，仍然保持著朋友的關係。在處理日常公務以外，他們經常一起飲酒賦詩，互相唱和。
不過，陸遊和範成大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陸遊所追求的是隨時做好準備，一有機會，便揮師北伐；而範成大的態度則是從容坐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範成大也寫過不少好詩，但這時的作品卻貧乏無力，隻是用來表現他的儒將風流；而陸遊雖然也不免寫些應酬詩文，和朋友唱和，但他主要是拿詩來傾訴自己的滿腔忠憤，作為戰鬥的武器。這種矛盾被兩人的友誼所掩蓋起來了，範成大對他總算很客氣，很優待。但是別人卻看他很不順眼，覺得他幕僚既不像個幕僚，詩歌又不合大家的口味，因此背地裏難免有很多風言風語。陸遊聽到人家笑他狂放，他也就索性自認為狂放，稱起“放翁”來了。陸放翁這個別號，就是從這時傳開的：
策策桐飄已半空，啼蜇漸覺近房櫳。一生不作牛衣泣，萬事從渠馬耳風。名姓已甘黃紙外，光陰全付綠樽中。門前剝啄誰相覓？賀我今年號放翁。
從這以後，他越發狂放了，他的足跡更多地出入於歌樓酒店，過著飲酒、賦詩、賞花、聽歌，以至鬥雞、射雉的生活。他想借這樣的生活來麻醉自己，暫時解除自己心頭的苦悶。這當然是消極的表現，是陸遊軟弱的一麵。但是，這主要是當時的環境所造成的，我們還應該透過這些表麵現象，去了解他那始終如一的愛國情懷。
淳熙四年（1777），範成大奉詔東還臨安。陸遊對於這位好友的離去，不勝留戀，送了他很遠一段路程，並且寫了不少詩為他送別。在一首詩裏，他說他喝酒隻是為了暫時麻醉自己，酒醒以後，仍舊常為祖國的災難而流淚。他痛心失地未複以及淪陷區人民的痛苦遭遇，因此囑咐範成大回朝之後，要向皇帝提出先取關中、次取河北的抗戰策略；並希望他團結在朝的朋友們，一致為驅除敵人而努力。由此可見，詩人的報國宏願是始終不渝的，他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進言的機會。但是，可以想見，盡管他這種主張範成大會替他轉奏，也不會被朝廷采納。
不過，陸遊這次入蜀與參軍，雖然沒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但在詩歌創作上卻起了很大的變化，獲得了很大的成就，就他的創作曆程來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前麵我們曾提到過，在入蜀途中，他遊覽了山川名勝，憑吊了曆史古跡，觀察了民情風俗。這一切都使他的眼界和胸襟大為開闊。尤其他在南鄭前線的一段時期，接觸的是王炎那樣的名將；他的職務是出謀劃策，參讚戎機；他的生活內容，有酣宴、打球、檢閱馬匹、郊野射獵等豪華放縱的一麵，也有偵察敵情、枕戈待旦的艱苦鬥爭的一麵。總之是豐富多采的，積極奮發的。特別是在這一個時期，他得到接近廣大士兵和淪陷區人民的機會，那些勇士健卒、遺民故老的忠肝義膽，更使他的思想感情得到鼓舞，得到提高。本來入蜀以前，陸遊在詩歌創作方麵，已經打好了深厚的基礎，對於練字、造句、用典故、講對仗等等藝術技巧，已經運用自如了。到了這時，完美的形式更和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內容結合起來，因而他的詩便成為李白、杜甫等前輩大詩人之外，獨樹一幟、自成一家的詩了。他後來總結創作經驗時，也說自己是從“四十從戎駐南鄭”，才獲得“詩家三昧”的。“三昧”就是要訣的意思。其實這裏並沒有什麼要訣，隻是由於他參加了實際生活與鬥爭，受到了現實的啟發而已。
陸遊這一個時期的詩，內容是充實的，感情是熱烈的，風格是豪邁的。它以高度的愛國主義熱情和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感染著讀者，在社會上傳播得非常普遍，甚至一直傳到臨安，得到宋孝宗的賞識。因此，在範成大離開成都以後不久，陸遊也奉旨調往臨安了。
晚年的農村生活
陸遊東歸以後，在福建、江西和浙江等地做了幾任地方官。在江西的時候，曾經賑濟遭受水災的難民。在嚴州（今浙江建德）做知州的時候，厲行節約，發展生產，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淳熙十五年（1188），陸遊六十四歲的時候，被召到臨安任軍器少監（掌監督修造兵器的官）。這時孝宗也已經六十餘歲，暮氣很深，對恢複事業早已絕望。在朝的大臣們偷安享樂，更無意進取。陸遊看到這種腐敗的情況，極為憤慨，常常用詩來加以諷刺。結果遭到統治者的厭恨，加給他一個“嘲詠風月”的罪名，免掉了他的職務。
這次的迫害是嚴重的。由於陸遊一再主張抗戰，一再指責統治者的昏庸無恥，他已經成了皇帝和權貴們的眼中釘，因此這番把他革職還鄉以後，就不再起用。除了中間一度要他入都修史以外，二十年的悠長歲月，他都是在山陰老家度過的。
山陰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禹跡寺，蘭亭和鏡湖等名勝古跡，更為人們所向往。陸遊的住宅就在鏡湖岸邊，他在這裏度過了晚年，並且寫了大量描繪農村景物的詩篇。
陸遊雖然在朝裏朝外做了幾十年的官，但是由於他的正直和廉潔，並沒有多少積蓄。因此在罷官以後不久，生活就漸漸地困難起來。在他晚年的詩篇中，有以“貧居”、“長饑”等類字眼為題的，在這些詩中，他描述自己住的是破房子，吃的是粗茶淡飯。雖然所謂“貧居”、“長饑”，隻是同官僚、地主們富裕奢侈的生活相比較而言，並不是真的像貧苦農民那樣困難；但是，這樣的生活，對於一個封建社會的退職官員來說，畢竟是難於忍受的。然而他卻並不在意，還是照常地讀書作詩，而且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