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創造共同的價值觀念。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內容就是盡力營利，祛除了享樂主義成分，使營利直接成了人生的目的。因而，在現代經濟製度下，隻要掙得合法，便是精於“天職”。
韋伯指出，這些資本主義精神有著深遠的宗教背景，那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禁欲主義的“親和性”，在清教徒看來，虛度時光是萬惡之首，愛閑聊、好社交、圖享樂甚至晚起床都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這種以天職觀為特征的新教禁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世俗化了的倫理觀”。它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提倡合理地限製消費，合法地追逐財富。它有力地推動了資本積累，哺育了現代經濟人。所以他認為，16世紀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帶來的是宗教、經濟、政治的改革，它產生了一種新的倫理思想，這些新教徒是第一代的資產階級，他們為歐洲積累了第一批財富，也留下了一種敬業精神，即把職業看作是天職。所以說，新教產生了第一批資本家，從此塑造了敬業、投資、節儉、勤奮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就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念。[7]
（2）減少衝突。宗教以其教義不斷影響人、教育人，比如要人各安本分，各盡其責，容忍、謙讓等等，使種種衝突得到緩和。另一方麵，由於宗教慣於從宿命論、從超自然力量中去尋找人間災難的根源，這也就相應減少了人間的摩擦。
（3）增強社會控製。倫理道德是維持社會鞏固的有力武器，而每一種宗教實際上都是一種區分正確行為與錯誤行為的倫理係統，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都各有自己的戒律，違背這些戒律的人將受到神的懲罰，當宗教的這一作用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後，它就能極大地麻痹人民的意識，阻礙社會的變革，因而理所當然地要受到革命階級的揭露和譴責。但是，以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宗教而言，從局部來看，它們在反對吸毒、反對恐怖活動和道德淪喪以及在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麵，都有自己鮮明的態度，因而宗教界人士也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力量。
（4）促進個人之間的團結。在很多社會中，特別是在以核心家庭為基礎的社會中，各個家庭的獨立性很強，因而個人對社會形成一種離心力。在這種情況下，宗教能通過它的儀式，定期地將群眾集合起來，從而增強集體意識。不論是澳洲土人的圖騰崇拜活動、阿茲特克人可怕的敬祖儀式，或是基督教、猶太教的周末禮拜，都是集體進行的，不論這種聚集的表麵目的為何，隻要人們集合在一起，一係列的社會活動也就隨之而產生了。
2．個人方麵的功能
把宗教的關注點具體到個人，是宗教心理學的特點，其代表人物就是詹姆斯、弗洛伊德和榮格。宗教對於人的功能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1）宗教為信徒個人的人生提供了意義。例如，由於世界上數不清的“惡”的存在（體現在地震、旱澇、瘟疫等天災方麵，也體現在壓迫、不公、戰爭等人禍方麵，還體現在個人的疾病、痛苦以及死亡等“極限情境”方麵），個人會覺得人生荒唐而無意義，宗教的“神正論”為這一切提供了解釋，從而消除了這種無意義感。生命禮儀，即出生、成年禮、婚禮、喪禮等，都是宗教為人們能順利通過人生的各種轉折，進入新的階段而舉行的儀式。
（2）宗教為信徒提供了行為規則和道德規範。從而使從古到今的無數個人在麵臨道德選擇時可以有所遵循，免除了許多不必要的抉擇危機。如佛教倡導“眾善奉行，諸惡莫作”；道教堅持“濟世利人，護國愛民”；基督教奉行“做鹽做光，利益人群”；伊斯蘭教強調“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等，都是具有勸人行善的功能。樹立一種真、善、美的行為準則。
（3）宗教為信徒提供了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補償。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同，不少人對現實裏的不平等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而宗教設想的未來世界都是人人平等的，這就使人在心理上得到補償。另外，個人總有憂慮、孤獨、悲傷、悔恨等等感情，宗教也常在人處於這些境況時給人以安慰。道教在這一點上就很明顯，我國曆史上有不少名人由於仕途不得意，或者不滿於官場現狀等等，就退出官職生活，過一種逍遙自在的生活，道家思想就為他們提供了一種退而保身的功能。尤其是在現代社會，重競爭、快節奏的生活使人際關係趨於淡化、冷漠，而宗教的組織和活動為人與人之間較密切的交往提供了條件。
最後，如果說宗教是人的終極關切（人總是需要最終的精神寄托或信仰的），那麼，真正的宗教既然關注終極的非此世的目標，也就讓人走向了一種超越自我局限性的目標。有了這種目標，人就可以輕視世間的名利得失，達到某種高度的寧靜與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