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洞察世界，發現真知
第三節認清必然性，按規矩辦事
——林毅夫在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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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在自己的領導下將國家領向現代化。而發展先進產業就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的領導人在當時也不例外。但是，趕超戰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動員的資源來支持，其可維持的時間長短和程度深淺取決於人均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和人口規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資源越豐富、人口規模越大，能夠動員的時間就越長，資源的動員也越容易。然而，東亞經濟的人均資源短缺，人口規模相對小，這是其推行趕超戰略的不利條件。例如，台灣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試圖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第二年就出現了由補貼造成的政府財政赤字以及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因而難以維係。
此後，盡管政府提倡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由於政府不提供保護補貼，企業隻能進入符合比較優勢、有自生能力的部門，並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韓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20世紀60年代樸正熙執政時，為了維持經濟穩定，曾一度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之後在1973年推出重機械製造業、重化工產業優先發展政策，但繼而引發了1973、1974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20％），政府雖然表麵上未放棄該政策，但為企業提供的保護補貼越來越少。這一政策在樸正熙於1979年遭暗殺後基本被放棄，韓國大財團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隻能回到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發展。新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為各自的經濟體內隻有幾百萬人口，不可能發展重工業。由此可見，東亞新興經濟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源所限。
資源約束的影響在中國長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在中國曆史上很長的時期內，人均資源都非常有限。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發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接近饑餓的邊緣，因而，中國文化長期強調實用主義、實事求是。從儒家講的“中庸”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現在的“與時俱進”，都體現了不追求簡單完美的意識形態、不受教條主義影響、根據現實調整政策的文化傳統。而中國、越南從70年代末開始轉型，之所以采取雙軌製、漸進式的轉型方式，還受到政治因素的限製。中國和越南的轉型多為第一代領導人所推動，而在東方權威主義的社會中，領導人的權威來自於其所能夠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來自於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確性。由於第一代領導人同時也是計劃經濟的推動者，其不能、也很難完全否定計劃經濟，隻能對計劃經濟進行“摸著石頭過河”式的修修補補。
現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已成為共識。但是，中國的改革經驗是否可以為其他轉型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所借鑒？需要注意的是，蘇聯、東歐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經推行漸進式改革，但沒有成功。漸進式改革成功與否也同實施方法、方式有關。蘇聯、東歐的改革與中國、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幾方麵的根本差異：第一，蘇聯、東歐在改革的時候，沒有給予企業定價權，仍由國家完全控製價格，而在中國，計劃內的價格由國家製定，計劃外的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製定，其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微觀主體會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蘇聯、東歐企業麵臨的產品邊際價格低，因而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的積極性低，而中國和越南的企業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的積極性高。
第二，在蘇聯和東歐，原來受抑製的輕工業部門準入障礙很多，資源配置效率難以得到改善。而中國則鼓勵鄉鎮企業、民營經濟、三資經濟等進入輕工業部門，從而提高了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第三，蘇聯、東歐給予企業的自主權是製定工資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廠長、經理自然傾向於製定很高的工資率，從而引發工資膨脹。而在中國和越南，雖然推行了利潤留成製，但企業的工資總額受到限製，因而沒有工資帶來的通貨膨脹。第四，在蘇聯和東歐，工資上漲引發了市場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國、波蘭、匈牙利都曾通過大量借外債、大量進口而滿足消費者需求，國家負債大大提高，難以持續。與之相對，在中國和越南，工資增長不多，而資源配置得到改善，生產效率提高，市場豐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續增加，外貿盈餘增加，國家宏觀穩定性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