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同樣是漸進式改革，改革成效還依賴於具體的操作方式。中國、越南、東亞的改革對於其他轉型國家具有以下借鑒意義：第一，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實施多勞多得製，提高微觀主體積極性。第二，因為有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需要獲得保護和補貼，在條件沒有改變前不能減少補貼，但要放開原先受抑製的部門，因而要在資源配置上實施雙軌製，並進而需要在價格上實施雙軌製。第三，微觀主體效率提高後，如果原先雙軌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來越低，則雙軌向市場單軌的轉變時機已成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法律製度等方麵需要不斷完善。這樣，就可以分幾步“跳過”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鴻溝”。
總結講座的所有內容，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在現代經濟（工業革命後的經濟）而言，技術升級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社會而言都是其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如果沒有技術的不斷變遷，經濟必然停滯。
第二，思想、認識、社會思潮，是決定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利用後發優勢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個國家對落後背後的真正原因（要素稟賦結構）有足夠的認識，並據此製定政策，就能夠充分利用後發優勢。
第三，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是最重要的製度安排。每個國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給定、無法選擇，而政府擁有強製力，其政策的正確與否決定這個國家的製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是該國產業、技術選擇的最重要限製。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點，要素稟賦給定，決定了該時點社會的總預算。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一個國家資本、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決定了這個國家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最有效率的產業和技術選擇。
第五，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最重要的經濟原則。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競爭優勢，落後國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較優勢。
第六，企業的自生能力在現有經濟學中尚未得到認真研討，但這是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製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製度扭曲都是為了保護由錯誤戰略造成的、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形成的。
最後，在轉型過程中，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轉型路徑，則即使在非常弱的製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並不是命運。如劉易斯所講，所有的國家都有機會。如果它們有勇氣抓住自己的機會，有好的領導和政府，在適當的時間引入適當的政策，那麼這個國家基本可以如50年代的東亞、80年代的中國和越南那樣突然實現經濟的起飛。當然，政府領導人需要有勇氣和正確地認識做出發展決策。東亞經濟和中國、越南的成功既有運氣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做決策時認識到所要決策的事物背後的因和果。
【人物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