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題材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作家對社會人生現實觀察認識的過程。所以，作家若是沒有開闊的視野和對社會人生真切的觀察與感受，是不可能捕捉到那些連著社會生活神經的題材的。若沒有了這一點，那麼作品的社會人生作用，也可以說是作品的社會效應首先就極大地減弱或消失了。我們時常看到一些報告文學作品若就其形態來看，似乎沒有什麼可挑剔的，真實的人，真實的事，在表現手段上作者也還盡力；可是，讀它的時候卻總也引不起衝動或共鳴，引不起社會的普遍關注。究其原因，大都是因為題材本身缺乏必要的社會效應。報告文學不是工作總結，不是好人好事的記述，也不是簡單的宣傳工具。它應當是對真實社會人生現實的一種文學式的辨識。好的報告文學作品時常是從那些關聯著社會神經的人物、事件或矛盾衝突入手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的。例如，當人們在陳景潤和他的科研活動麵前還不知如何進行評價時，徐遲鮮明熱情地讚美了陳景潤的攻關精神和超人的意誌力量，批駁了那種從政治上把他視為“隻專不紅”而加以貶損排斥的認識和行為。這樣，徐遲對陳景潤科研活動的態度的作用影響實際上已超出了題材對象的範圍，而具有對當時那種錯誤政治思潮的批判和對許多人錯誤認的糾正作用。《哥德巴赫猜想》中存在的這種具體性（題材對象）和社會性的統一，使它剛一出現就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應。從題材對象來講，陳景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陳景潤的身上包容著許多社會性的內容。而正是這後一點，使得陳景潤具備了報告的可能和必要，成為一個極好的題材對象。涵逸從大量的獨生子女正被長輩們溺愛的諸多現象中意識到這樣發展下去的嚴重社會性，從而以其為題材寫出了《中國的小“皇帝”》；馬役軍有感於我國土地的嚴重流失，而人們又對土地認識淺薄、掌管運用土地的手段方式簡單魯莽的現象，寫出了《黃土地黑土地》，從而成為社會強音，備受重視。這些作品都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報告文學創作的題材選擇是不可忽視的；假若忽視它，事實上就等於作家放棄了報告文學有效的社會人生功能。
報告文學的題材並不以其外在的形態表示其輕重、優劣。是大人物、大事件，不一定就是好題材，就一定值得作家去報告；是平常人、平凡事，亦不見得一定就是小題材，不值得作家去報告。許多大人物、大題材隻具備外在的形態，並無多少社會人生的內涵，寫了也一定是大而無當，空洞無物，表麵上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上卻沒有多少內在的積澱。（如大興安嶺滅火是個大事件，有不少作品報告了這個事件，卻未能出現一部為大家稱道的優秀作品。當然，也許是作家未能深入、隻停留在表麵所致。可是，夏衍的《包身工》報告了一群生活在下層環境中的童工命運及生活現狀，深刻地揭露了剝削壓榨的殘酷。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記下了自己當時在太原城生活的感受見聞，有力地揭露了閻錫山統治太原時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惶惶不安的情形。理由的《中年頌》報告了一位普通紡織女工幾年間的生活經曆和工作狀況，用有力的事實向社會、向人們提出了中年人的負擔及其對社會、對家庭的巨大貢獻。所以，對於題材的認識和選擇必須著眼於社會人生的全局，設法去尋找和接觸那些溝通著社會矛盾和人生憂患的對象，而不要輕易地被外在的人和事所左右。缺乏對社會生活的介入意識，在認識和判斷生活時理性分析能力的貧弱，無力跳出具體對象使眼光更開闊和具有整體全局性等，都將根本性地影響對題材的選擇。
真實性原則是報告文學的鐵則，它使報告文學具有其它可虛構文學形式所無法產生的作用。可是，這種原則又使報告文學的具體寫作變得很受限製，缺少許多機動靈活性。有人說，報告文學創作是“帶著鐐銬跳舞”，這個“鐐銬”就是指它的真實性。但是，任何文學藝術形式都是有其限製的，如韻律節奏之於詩，空間之於舞台劇，時間之於電影，畫麵之於繪畫等，都是一種要求和限製。歌德說法則能給我們自由，在限製中見出高手”。報告文學的真實性亦是一種法則，但它卻可以在聰明的作家駕馭下變得自如順從，有許多靈動感人的表現。
麵對大量采訪得來的真實材料，對於一位報告文學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材料，使它發揮社會和文學的雙重效用。這種處理的工作時常被人們稱之為結構一結構材料。好的結構可以使材料更富有表現力，變得容易使讀者理解和接受。這確實是一種藝術，它對於報告文學創作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有不少作者在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法則麵前表現得十分緊張，拘謹得厲害，生怕違背了真實而受到責備。結果，真實的材料確實就像一根繩索死死地把他拴住，使他缺少基本的靈活性，一切都變得呆板、機械，沒有了生氣。像許多作品所表現出的那種流水帳式的寫實敘述，那種平鋪直敘地寫人狀物，那種幹巴巴地把大量的采訪素材堆砌出來的等等現象，都分明表明著作者在藝術結構力量上的貧弱。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要求並不是一定就讓作者機械地、一成不變地照搬生活。在忠實於生活真實的前提下，報告文學作家完全有權利對大量真實的生活素材進行藝術性的提煉加工，進行必要的調動安排，使其在整體結構上富有起伏和相應的藝術性。在某些作家筆下，真實的人物事件之所以引人入勝甚至達到了典型性的程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在結構上具備了不同凡響的才能，掌握了怎樣才是藝術的敘述方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