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創作技巧的追求，馮驥才一直是十分殷切的。從一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起，他就對此常用心思。他喜愛我們民族傳統的寫法，《義和拳》、《神燈》基本采用的就是古典小說的法式。但他不拘泥，也不在傳統的寫法上止步，而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對以往的寫法有所增益和豐富。所以，他很注意吸收別的有益的新寫法。如前所說，《啊！》著重從人的感覺入筆反映現實生活。他還有一篇小說叫《他在人間》，則是通過一位盲人的聽覺描繪別人的高尚行為。還有像短篇小說《老裘裏和非非》采用童話手法。另外，他還常把寓言、雜文、諷刺作品的手法雜揉到自己的小說中，使得小說富於活氣。然而，當馮驥才對於技巧的追求超越了文學藝術規律本身的界限的時候，也就出現了某些重技巧而輕內容的苗頭。例如，1982年3月，他在《關於當代文學創作問題的通信》中提出“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這樣的口號，原因也許就在於過分地看重了技巧。盡管馮驥才希望在“現代派”的口號下加進自己的新內容、新含義，可他畢竟缺少對“現代派”這個在西方社會已成為專門概念的分析研究，缺少從我們民族的傳統、從創作的內容方麵來看待問題，因之難免失之偏狹。他的小說至今還未有一篇是采用“現代派”手法寫成的，這種情況表現了他的主張與實踐的矛盾，也許可以從反麵來論證主張的無力。
可以肯定，絕不止筆者本人以為馮驥才思想敏銳，藝術才能也是出色的。他常常可以由一個平常的現象中發現某種哲理，從普通人的身上發現帶有一定意義的行為，並不很費力地把這些發現表現出來。這對於一個創作家來講實在是一種再好不過的素質了。幾年來，馮驥才正是憑借他的這種素質為我們寫出了不少有別於他人他作的優秀作品並受到我們喜愛的。不過，就馮驥才自身的實力來說，就我們對他的期望來說，我們對他這兩年的創作覺得不盡滿足，好作品還顯得少，作品的分量也還不夠重。如果要找根由的話，我認為，除了作者接觸豐富現實生活的行動減弱，使作品與時代、與廣大人民群眾共同關心思考的問題溝通不暢外，對於小說寫法、形式的追求過甚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感覺敏銳，長於藝術表現，創作力旺盛，這都是馮驥才的優點，可不知他是否意識到，這些優點在某些時候也給他帶來了缺點呢？能由某一細小的現象、某一平凡人的行動生發開，發現有益的主題和有趣的情節故事，並把它迅速地表現出來，這固然是好事，可這是否同時也影響了作者從更廣闊的生活麵把握現實生活，發現更深刻、更帶普遍社會意義的主題，以及通過對眾多生活現象、人物行動的集中提煉塑造出更為典型性的形象來呢？在某些時候，化整為零的做法是正確的，但在創作過程中，也許聚石成山更能給人一種莊嚴雄偉感。在小說創作中，分散生活素材，把可能通過典型化手法寫出較為凝重作品的題材淡化為數量多而輕泛的作品，這可認作不取之法。但是，還要在已經淡化了的作品中對形式手法的苦思運用超過了對思想內容的開掘，這也許就是有害的了。丹納在談到法國著名悲劇作家高乃依後來許多戲失敗的原因時說那時，他過去觀察到的活生生的模型在上流社會的舞台上不再觸目皆是，至少作者不再去找活的模型，不更新他創作的靈感。他隻憑訣竅寫作，隻記得以前熱情奮發的時期所找到的方法。隻依賴文學理論，隻講究情節的變化和大膽的手法。他抄襲自己，誇大自己。他不再直接觀察激昂的情緒與英雄的行為，而用技巧、計劃、成規來代替。他不再是創作而是製造了。”丹納的這些話是精警豐富的，十分令人深思。我願在這裏把它提示給馮驥才，讓我們共同深思。
也許是出於一種自身理性的驅遣，當我讀到馮驥才的中篇新作《走進暴風雨》時，我對上麵表述的一些粗淺看法更為堅定，而對於這篇小說的出現由衷地欣喜。《走進暴風雨》題材並不十分重大：一個工藝品總廠新落成了八間住房，在如何分配這八間新房時，發生了一場從工藝品公司黨委領導到工藝品總廠所屬的眾多幹部職工間的錯綜複雜、相當尖銳的矛盾鬥爭。小說通過對這場鬥爭的描繪，把現實生活中的多種矛盾、多種人物形象突出地呈現在讀者麵前，讓你感到眼前生活推進的艱難和它必然邁步行進的情形。為了能住上新房，工藝品總廠的廠長關國棟（人稱關老爺）和產銷科長“王大拿”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人民的公仆，他們置全廠職工的意見於不顧，置他們領導下的群眾生活艱辛於腦後，利用卑劣的手段同公司工作組人員串通一氣，演出了一幕幕可恥的然而又是毫不掩飾、毫不怯懦的活劇。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生產，這些人無能而又專橫；為了自己的私利，卻十分的用心精明。他們為了占房子，先是謀圖私分，再是無恥的狡辯，後來幹脆就公開搶占了。兩間房子的利益竟使這些人喪失了連一個普通工人都會有的理智和行為而墮入泥沼。自然，關國棟他們是不會成功的，因為全廠職工的意見畢竟是不能小視的，何況還有一個新上任的、能夠帶領群眾與不正之風、卑劣行為進行堅決鬥爭的公司黨委書記賀達存在著。賀達本人並不是什麼神奇的人物，但在經過同關國棟等人的較量並徹底取得勝利後，他的形象高大起來了。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人無私的凜然正氣，看到了黨同群眾關係、利益的密不可分。賀達沒有回避矛盾，更不會屈服。他從嚴肅、深入的調查研究入手，最後以正義性和群眾力量的結合擊敗了對手，贏得了人們的歡呼。作品中火辣辣的鬥爭情景、不同人物思想性格的變易讓人愛讀，引人深思，給人以勇氣和信心。小說某些地方還存在著因細膩而延至瑣碎、粗細的交叉還不盡適當的缺點，但它仍不失為有較深意境和突出形象的圖畫。中央電視台迅速將它改編為電視劇，攝製成後立即演播，也許不是偶然的事情。別林斯基認為，“在構成真正詩人的必要條件之中，一定非包括有現代性不可。詩人比任何人都應該是他自己時代的兒子”。我想，《走進暴風雨》所以獲得成功，正是馮驥才作為“時代的兒子”，藝術地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生活一翼而取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