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這個階段的創作的時候，馮驥才曾指出：我們“一開始寫作，就與祖國、民族、人民的命運聯係在一起，同當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聯係在一起，大膽直麵人生，由生活獲得的實感出發，進行創作。因此，我們感到，我們與中斷了若幹年的真正的革命文學傳統聯結起來，並在文壇上築起了現實主義的新的陣壘”。是的，馮驥才的這種感受和體會是準確的。他和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夠出現，寫出那麼多的作品，是離不開我們這個特定的曆史時代潮流推動的。但是，也應當看到，一個作家僅有適宜他生長的環境，僅有獨到的見解，畢竟還是寫不出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的文學作品來的，他還需要對生活人物有切實的認識和感受。當然，感受不等於親曆。可直接的感受與間接采訪領會總是有區別的。馮驥才是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青年人始終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生活的，他能創作出以上這些反映“文革”中真實生活人物的作品，是他多年生活感受孕育的結果。《鋪花的歧路》萌動於他的一位朋友曾有過的奇特遭遇和他自己的某一些體驗；《啊！》裏他個人的體驗則更加明顯一吳仲義的那種驚慌不安、憂心不定的恐懼心理，馮驥才在“文革”中是不難看到和體會到的。
多年來，我們在不少時候曾不正當地幹預了作家個人情感在作品中的流露，這種不加分析的偏頗做法使得許多有才華的作家作品流於絕情或矯情，失去了本可能會有的光彩，嚴重地妨礙了優秀作品的出現。事實上，文學創作較之其它工作更帶有明顯的個人勞動的成份，怎麼能設想讓作家把自己的感情同勞動的對象分開呢？人們也許不難看到，一切成功的作品、一切成功的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帶有作家自身的激動和愛憎烙印，完全離開作家主觀成份的作品是蒼白無力的。當然，大凡優秀的作家總不會離開某一特定的時代生活而縮進純粹的自我感情中，他往往是通過自己來感受並認識時代，又在時代的激流中審視自己的情感，看其是否同時代的大潮合拍，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利益相係。如果自己的感情同時代、同人民的利益是相通相係的，那麼不管他作品中溶進了多少主觀的感情成份，他的作品也會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時代的一麵，給人以啟示。這同那種主張脫離社會生活去寫“自我”的倡導是根本不同的。馮驥才在自己的作品中注進了主觀的激動，非但沒有降低它的思想藝術水平，反而明顯地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量。這其中包含著的思考和愛憎喚起了許多人的共鳴，流貫著我們這個新時代的激情。
在眾多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小說中，馮驥才的小說有它分明的特點。這種特點最突出的表現就在於作者不循從程式，也不大量地羅列“文革”中人們遭受的各種皮肉之苦，機械地記敘事件的進程和一些生活表層悲歡，而是獨辟蹊徑，著力從人們靈魂所道受到的殘虐來控訴“十年浩劫”帶給人們的深重災難。因之，他的小說揭示的問題更接近於生活的本質方麵，更能喚起人們的心靈顫動和沉思，是獨樹一幟的。已有不少評論文章指出《鋪花的歧路》中的白慧、《啊！》中的吳仲義、賈大真等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它所包含著的豐富社會內容，對馮驥才創造這些形象所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對此，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在我看來，馮驥才的作品除了單個人物的典型性外，還具有一種整體典型性的特點。這一點在《啊！》中表現得最為分明。什麼是整體典型性呢？整體典型性就是作家不是企圖通過對作品中某幾個人物、某幾件事的著力刻畫達到深化主題、反映生活的目的，而是在認真描繪幾個人、幾件事的同時，注意調動一切手法，利用所有的情節、人物創造一種特有的典型環境氣氛或情調，從而使讀者不僅是通過幾個人、幾件事認識生活，而且更能從一種整體生活麵上感受認識生活。例如魯迅的短篇小說《風波》，盡管某一單個的人物如九斤老太、趙七爺等都有典型性，但隻從這些單個的人物形象身上似乎還不能完全領略“風波”的影響。然而，假如從整體性上感受並認識這個作品，則對張勳複辟在江南農村產生的那股特殊的“風”就會體會得比較細微深切了。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就在於魯迅要造成一種整體效果。《啊！》除了具體的人物吳仲義、賈大真形象外，還始終迷漫著一種讓人感到壓抑、恐怖、緊張的氛圍，這種氛圍是帶有很強的典型性的，它對於表現“文革”中那獨有的生活是極有力量的。但是，這種氛圍不是僅通過敘述描寫或某一個人物表現出來的，這種氛圍有時候是可視的，但還有不少是看不到但又隨時能感覺到的。它是情節、人物心理、人與人關係的變化等等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一種整體效果。人物、情節造成了特有的氛圍，特有的氛圍下又活動著不同的人物，從而使作品達到了一種整體典型性。我以為，契訶夫的《草原》、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乃至張承誌的《黑駿馬》等作品，都可以認作是整體典型性很強的作品。理解、評價這些作品，就不能著重從形象或結構情節上去把握，而應該注意總體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