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企圖從某些生活現象中發現人生的哲理，從而見出人的複雜性和生活內容的駁雜，這自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以上小說的成功卻清晰地表明，它們主要得力於作者把發現的生活哲理同廣闊的社會現實生活接通了，不僅僅是“人的複雜性”。如果隻是發現了“酒的魔力”而沒有發現不良作風對那位老領導的汙染的話，《酒的魔力》也不會有如此的警示力量；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愛情當然令人欽佩，但隻有當我們看到這種愛情受到不應有的刁難，看到彌漫在他們周圍的那種陳腐氣時，感情才會被震動。《愛之上》自然不純粹是理性的說教，它對於肖麗的讚美明顯帶有對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呼籲，它所爆發出的激情也不隻是個人的情感，而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這個時代人們的心聲。由此看來，無論是“寫社會問題”還是“寫人生”，都不應是孤立的，而應當把它們相互貫通起來，寫出一定社會生活中的人生麵貌來才好。馮驥才以上作品較好地貫通了這種聯係，所以它在廣度與深度、思想性與藝術性、現實性與曆史性的結合方麵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
但是，馮驥才並不是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圓滿地處理了這種“社會問題”與“人生”的貫通關係。因之，某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麵就較為狹窄，內容單薄，時代生活氣息貧弱，減低了感染人的力量。個別作品則還有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環境寫人的感情、性格的“複雜性”的弊病，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探討的。短篇小說《在早春的日子裏》、《老夫老妻》，或以清麗的筆致追憶幼年時代男女交往中純淨的友誼和朦朧的性愛，或以深情凝重的文字描繪一對老夫妻多年的隱蔽然而熾熱的愛情，讀來也都韻味甚濃，但終覺有點輕，難以令人咀嚼。1981年10月，馮驥才出訪英國，歸來後依據見聞和生活的積累寫出了中篇小說《霧中人》。小說主人公簡梅小時候是一位頗具音樂才華的兒童，可惜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她變得玩世不恭，厭棄祖國，以至為了能出國生活，草率地嫁給一個外籍人居住到倫敦去了。然而，在倫敦她並未能找到理想的綠洲，如今依然過著一種動蕩不安、也不時充溢著辛酸的生活。她既不滿於現狀，時時念起故土親人，又不願葉落歸根返回祖茵，整天就在這樣的矛盾中打消著時光。馮驥才希望通過一個真實複雜的人物生活情境，來解剖某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給人以啟示，用意自然是很好的。小說筆致細膩，描繪精密，有理解，有同情，也有譴責和遺憾。可惜，作品濃重的情感掩蔽了理智的分析，致使作品對這個特殊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影響了本應有的分析和批評，使得一個並不難認識的複雜形象罩上了霧影，削弱了能動反映生活的作用。短篇小說《金色的眼鏡腿兒》寫一個人千方百計地撫摸了一下別人的“金色眼鏡腿兒”，終於滿足了自己那怪異而強烈的好奇心。這裏的人物幾乎全脫離開周圍環境社會，那些純心理動作的描繪盡管不無真實地寫出了某些人的莫明的行為，但是意義畢竟微細得很。
馮驥才小說在“寫人生”的創作思想指導下出現的這種成功和不足的現象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可這種成功和不足產生的原因包括馮驥才自己也許並不是充分明確的。我以為，當馮驥才從革命現實主義的原則出發，以一個社會學家的眼光看待人生、描繪人生情態的時候，他的作品就比較充實，易於讀者理解並接受；而當他可能是從一個稍微單純的藝術家意識出發的時候，他看到和描寫的對象就多帶有靜止的、孤立的乃至奇異的現象一一雖然作者把這些現象描繪得並不板滯或粗疏，但給人的影響畢竟有限。如此看來，主張“寫社會問題”還是主張“寫人生”，雖然二者之間有區別，但到底不是最根本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對這些主張是如何理解並在實踐中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