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鋪花的歧路》、《啊！》和《雕花煙鬥》等作品獲得成功後，馮驥才的名聲大長，讀者和評論界的歡呼和讚揚及殷切期望曾使馮驥才深深地激動。他有責任、也有能力寫出越來越有分量的作品來。就是在這前後，馮驥才為自己構設了一幅頗能鼓舞人心的創作藍圖。他計劃在“非常年月”的總題下，寫出一係列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描繪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從而為認識這場曆時10年的“浩劫”留下一塊形象的路碑。可惜，這個計劃作者未能付諸實踐。自然，作家在一個時期寫什麼，這不僅是領導不能限製，而且連他自己也是難以限製得住的，這要看一個時期作者的創作情緒到底被什麼吸引，寫出了什麼樣的作品，倒不必拘泥於計劃的改變。
自1981年始，馮驥才的作品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這就是“寫人生”創作主張的提出和實踐。他在“81年第3期的《人民文學》發表的《下一步踏向何處》一文中說，前一段“創作的路子存在一些問題”，“比較偏重4社會問題”，“常常把社會問題作為中心”，“時間一久，缺陷就顯露出來。這樣下去，路子必然愈走愈窄”。盡管他聲明自己“不是反對寫4社會問題”，但他卻強調今後要“寫人生”。馮驥才這些意見的提出並非完全沒有合理的成份，作者渴望創作前進一步的意思是很明顯的。可是也不無偏頗之處。馮驥才說他自己不主張“隻注重人的社會性，即人的政治立場、思想傾向、態度觀點”，而主張寫“人的複雜性”。這意見就未必準確周全了。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怎麼可以設想脫離開他的“社會性”去表現他的思想、性格的“複雜性”呢？誠然，創作主張常常有同創作實踐脫節的時候，最主要的還在於看作品，但也不能忽視創作理論對實踐的作用。
在馮驥才不少立意於“寫人生”的作品中，《酒的魔力》、《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兩個短篇及中篇《愛之上》是受到人們稱讚的。《酒的魔力》寫一位老領導平時拿腔拿調，總以領導的姿態出現對待別人。隻是，當他在喝醉了酒的時候，他才能使自己恢複到一個正常人，才會使別人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作品巧妙地指出了世俗氣對人的汙染和某些身居領導崗位的人墮入世俗卻習以為常的可悲情形。《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則通過對一對夫婦身高超出了平常人的習慣情形，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生活環境中受到嘲笑、猜疑以至打擊迫害的情狀，用充滿敬佩同情和嚴厲譴責的筆，讚美一對感情誠篤然而卻總是遭到不幸的夫妻，揭示出某些人身上的愚昧、庸俗氣，讓人看到習慣勢力的可怕。在藝術地表現人的心靈情感和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兩方麵的成功，使得這個短篇成為人們久遠難忘的精彩之作。中篇小說《愛之上》描繪一位女籃球運動員在愛情、事業、生活中的矛盾鬥爭經曆。小說主人公肖麗為了自己能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當然不是無可能的空想和個人奮鬥，而是把它同祖國的榮譽結合到一起），在忍受了劇烈的感情痛苦以後，決定暫時割裂自己與靳大成之間的感情聯係，後來又因為意外的事故未能取得成績，轉而把全部的身心投向對下一代人的培養上，並建立起一個較為美滿的家庭。肖麗先是為了事業毅然放棄了愛情，後又因為事業得到了愛情。在事業與愛情生活中，她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強者。作者用肖麗把愛情與事業、生活同哲理之間的關係有機地統一起來了。肖麗這個形象雖然帶有某些理想化的色彩，但她是從現實生活的土壤中產生出來的，是一個性格特點很強烈的人物。從她的身上、從她的感情痛苦中，我們看到了情感的升華，意識到愛情的純潔和美好。她給予人的奮進激勵是十分明顯的。《愛之上》發表後沒有被更多的讀者理解並接受，這是不奇怪的，因為每一個人的人生觀、愛情觀以及經曆都是很不相同的。然而，不管以為它圖解概念也好，以為它不真實也好，但它所提示出來的人物故事和包括在其中的意蘊，總是會讓人深長思之的。這在還有不少人把愛情庸俗化的今天不無有益。愛情絕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媾合，高尚的愛情總是和人的理智、感情、事業粘連在一起，隻有正確地處理了這三者間的關係，使之吻合統一的人，才有可能達到愛情的完美境界。